前文已经谈到了人口拐点的问题，拐点有没有到来还不能肯定，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从这一次中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男女人口数已经相差3000多万。有些人已经在担心这3000多万“剩男”日后的成家问题，会不会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
标准的人口统计需要考虑性别比。科学家对世界总人口统计后得出，新生人口的标准应为每100个女婴对应106～107个男婴，所以性别比就是106或者107，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就会出现性别比高，男女不平衡的现象。关于这个现象，我们的祖先已经注意到了，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建立在精确统计的基础上，只是一个概念。《周礼·夏官·职方氏》中就有记载：
扬州 二男五女 荆州 一男二女
豫州 二男三女 青州 二男二女
兖州 二男三女 雍州 三男二女
幽州 一男三女 冀州 五男三女
并州 二男三女
其中只有青州的男女比例还算均衡，而其他地区的情况则比较可怕，尤其是幽州已经到了一男三女的地步。不过在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周礼》中的记载本身并不能完全反映西周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更多的是战国之后的学者们进行的一种历史想象，他们会将自己的理想概念都寄托于周朝。但是这至少说明当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性别比不平衡的现象。
中国的性别不平衡是不是事实呢？要承认这确实是事实，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陈达在他的《现代中国人口》中有一个统计数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局部地区的性别比为112.17～120， 120已经是很高的性别比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大家根据印象也知道，中国一直存在着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同样的杀婴现象，受害的女婴要比男婴更多，因此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
到了今天，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为141260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2311万人，女性人口6894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88，总体看起来并不算很高。但是，各地的性别比却是不平衡的。全国31个省级单位里，乡村人口性别比平均大于100，其中14个省份大于110，这个数值就比较高了，其中北京120，山西110，内蒙古112，上海130。北京、上海数值高的一个原因是大量单身的外来人口，而我们统计的是居住超过半年的常住人口。在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份对14亿人男女比例的差距的统计是将不同年龄层都统计在一起的，而每年的性别比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表6：
表6 从2019年倒推至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统计
注：“……”表示区间年份数据省略。
这是从2019年倒推至1982年男女性别比的统计表，每年的变化都是不同的。这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性别比并非每个年龄层都是一样的，比如1982年出生的这批人，到2022年已经40岁，也就是说现在40岁年龄层的这批人当初的性别比为107，而之后出生的年龄段的人，性别比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要明白造成高性别比的原因往往因时而异。古代与现代不同，现代不同的年份也不一定相同，区别何在呢？
在古代，影响性别比的因素主要是男尊女卑的观念，既然天然性别比应该是106，那后来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呢？很简单，很多女婴刚生下来就被溺死了，还有弃养、霸凌，虽然没有造成直接死亡，但也增加了女婴的死亡率。此外还有虐待女性，以及前文提到过的孕妇、产妇死亡率高，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古代男女性别比高的现象。
当代性别比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第一点还是男尊女卑的残余观念，第二点就是在“一胎化”的背景下，很多家庭为了保证出生的是男孩，通过现代医疗手段进行产前鉴定。最终结果就造成新生男婴的比例非自然地增加了。即使现在没有了“一胎化”的压力，依然有人进行这种非法性别鉴定，然后人为堕胎。正因为这样，政府现在严禁胎儿性别鉴定，但实际上还存在着各种非法渠道，有些是通过熟人，有些是金钱贿赂，甚至还有在医院以外的非法机构进行鉴定的，因为这个技术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现在政府能采取的保证办法暂时只有禁止。即使胎儿做性别鉴定搞错结果，阴差阳错把性别比降下来，这也不是好事。现在有些家庭本来就更倾向于生女儿，如果能做到自然出生，不做性别鉴定，这种性别比天然就会恢复平衡。只要是进行了性别鉴定而选择的流产，不论流掉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最后的性别比是高还是低，都是对性别比起负面作用的不正常现象。所以，限制非法的性别鉴定是唯一有效的途径。也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的环境对生育造成了影响，比如造成男性**质量下降，但直到现在这点还没有科学根据，因为即使是环境因素也只能造成总体的生育率下降，又怎么会专门针对女婴？
现在很多人对于3000多万男女人口差值这件事表现出了担忧，担心在今后会进一步造成一些社会问题。但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这3000多万差值是全部男女人口，其中一部分人对未来是不起影响的。比如老年人口的男女差别，并不会影响现在的婚姻与生育。而现在的问题主要来自当今社会的婚龄与育龄人口，这一阶段人口的性别比才会直接影响未来是否会产生“剩男”，会不会影响婚姻与生育。所以首先可以确定，所谓“剩男”是远远不到3000多万的。
那么未来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近年来新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已经在降低了，很多地方这个数值甚至已经低于106，今后有些地方很可能会出现“剩女”而不是“剩男”，所以大家不必过分担忧。具体的缓解措施有下面几种。
跨年龄婚姻。假设说“剩男”在23岁这个年龄段中出现得较多，但在28岁这个年龄段中就没那么多，那么23岁这个年龄段的男青年就可以寻求28岁这个年龄段的配偶，这种跨年龄婚姻就可以缓解性别比差异大的年龄段人口的婚育压力。
跨区域婚姻。比如上海男女性别比高，“剩男”比较多，而四川“剩男”少的话，上海人就可以考虑到四川寻求配偶。通过这种地域之间的调整也可以缓解这种矛盾。同样，上海人也可以在本地与外来人口结合，如果说以前还有户口方面的限制，那么现在这类障碍已经越来越少了。
提高有偶率。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了缓解，比如说现在离婚率高，“剩男”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寻求结合，最后达到总人口提高有偶率的目的。对于不愿意结婚的人群，可以提高他们的婚姻意愿。总而言之，这所谓的“3000多万剩男”并不代表当今婚龄、育龄人口的性别比情况，我们解决性别比的问题应该放在同年龄层次中来比较，而这3000多万人中，绝大多数并不在适婚年龄段中。此外，这个问题也并非无法化解，大家不必过分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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