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黄寺大院的孩子跟院外的孩子打了一场大架。打架的原因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谁都瞧着谁不顺眼。那天好像是一个下午，我们一大拨人刚把院外的一堆痞子灭了，正聚在一起做饭庆祝。还没等锅里的老母鸡炖熟，忽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叫骂声。跑到窗户一看，楼下竟聚集了二三十人。他们群情激愤，手里拿着菜刀、木棍和板砖，正嚷嚷着让我们下来。见这帮人来势汹汹，我们也顾不得吃喝，各自抄起家伙准备玩命。楼下的人嚷嚷了一阵子后，看楼上没有动静,便开始往楼里冲。等他们刚冲到单元门口，我们把手里的酱油瓶、擀面杖和锅盆瓢碗之类的东西一齐扔下去。楼下的人因中了埋伏只得退到远处。后来他们又冲了几次，还是冲不进来。但他们仍然不甘心，守着单元门口久久不散。而我们呆着的那个人家里能扔的东西，也几乎被我们扔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桌子和床之类的大件儿。那一年我们都不过十来岁。
院里的孩子跟院外的孩子不合由来已久。对于院外的孩子来说,大院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可笑的是,院里当时还真有一个桃园。夏天，我们经常在游泳池游完夜场后，跑到桃园里偷桃。然后大家重新凑在一起，把桃毛都蹭在衣服上。等吃完桃子，身上也痒得跟什么似的。除了桃园和游泳池，院里还有食堂、小卖部、卫生所、洗澡堂和礼堂。后来有人写文章，认为正是这些硬件，养成了大院孩子可怜的优越感，因为只有住在院里的人才能享受这些特权。
其实，即便真是这样，我觉得大院的孩子还是相当朴素的，这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成长环境没什么感觉。倒是院外的人对此反应强烈。在学校,老师动不动就批评大院的孩子的骄娇二气，弄得我至今听到这两个字就心烦意乱，不胜其扰。青年湖小学跟大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院里的孩子都在那儿上小学。学校没有食堂，学校的老师便在院里的食堂吃饭。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幸的了。我仍然记得我们班一个姓苏的班主任，她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在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打着饱嗝到我家告状。以致我每天一到饭点儿便提心吊胆，生怕苏老师来了家访的兴致。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她消除我骄娇二字的努力的一部分。有个院里的同学因扔掉一个吃了几口的苹果，也被在班上狠狠地批了一顿。我从中得出的教训是，不管你愿不愿意或者有没有这个能力，要吃就必须把一个苹果吃完。
不光是老师看我们不顺眼。有一次周末，我们坐着卡车出去看演出。车刚开出大院，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跟我同岁的邻居就被路边飞来的一块砖头砸到头上，邻居顿时鲜血直流，赶紧捂着脑袋回到家里，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说到看演出,当时大院经常组织类似的活动，所以每到周末，都会从院里开出一条由轿车或卡车组成的车队。而那些演出大多是部队文艺团体的歌舞话剧。现在想起来，内容的确是乏善可陈，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可在当时，到了周末如果不出去看这些演出，我们这些部队家属就像缺了什么，人马上变得失魂落魄的。当时有句流行的顺口溜，叫总参有权，总后有钱，总政有个文工团。可见总政文工团的历史地位。院外的孩子看不到总政文工团的演出，照车上扔砖头也是在情理之中。换成现在，你花钱请他们看他们都未必赏光。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的好处之一，就是使军民关系比过去要融洽得多。至少是各自都找到了生活乐趣。
还说那场打架。楼下的人不散，我们也出不去屋。眼瞅到了下班时间,楼下的人越聚越多，院里没办法,只好派警卫连,把楼下楼上的人都抓走了。后来还在院里的礼堂开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批斗大会。而我，多亏在警卫连上楼之前躲到了楼上一个熟人家，才逃过了一劫。从此我得出结论，任何敌意和优越感都不是闹着玩儿的。而所谓的世外桃源则更是虚幻。我们脑子里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是基于我们对自己真实处境的漏判和误判。
200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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