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六岁从沈阳到的北京，按迷信的说法, 应该是六六大顺，其实不然。记得当时是夏天，我十分不习惯北京的气候，每天晚上都热得睡不着觉。但让我更不适应的是北京人对东北人的态度。我到北京不久开始上小学，在班里回答问题时，一开口便满课堂哄笑。不是我说的话多逗，东北腔本身便是笑料。三十多年过后，这个想法又在赵本山的小品里得到了印证。因为在班里不受待见，加上不喜欢北京的气候，我太想回沈阳了。大人逗我，说我太小，不能一个人坐火车怎么回去?我说不能坐火车我就沿着铁路走，可见我当时的态度有多么坚定。可悲的是在北京住长了,我终于成为了北京人，东北腔基本上也听不出来了。但这时候我又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北京人了，原因是我从历史课本上知道北京人是大猴子。说1966年不顺，还因为这一年开始了“**”，社会上很乱，经常能看到武斗的、游街的和抄家的。有一次上学，看到路上躺着一个死人,身上还盖着一个席子。看热闹的人说他是从楼上跳下来的。这就是我初到北京时的经历和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但公正地讲，我自己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大致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后，我身上的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了，上课说话，搞小动作,还搞恶作剧，把用橡皮泥捏的豆虫放进女生的铅笔盒里，致使该女生在课堂上大喊大叫。放学后我也不老实，经过一个施工工地时捡起一块火碱，把它当成冰糖在嘴边比画。火碱刚一接触嘴唇，嘴唇便肿得老厚。家人庆幸，多亏我没把火碱当冰糖吃掉。晚饭后没事,几个小朋友便聚在一起讲鬼故事。记得有一个故事在当时不但恐怖，而且还有一些科幻性质。说一个鬼背着电瓶，两眼喷火。但最令我心惊胆战的故事是著名的《你要不要带血的钞票》。我听了居然不敢上楼，总怕有鬼在后面追我，或者在拐弯的地方突然伸出一只毛手。而且当时我还憋着一泡屎，不敢上楼，四周也没厕所，我只好把它局在裤兜子里头。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尽管当年我是如何窝囊和胆小，但也不是一无是处，那就是我没有随地大小便的毛病。这个毛病是我成年以后养成的。也许这是我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从父母身上也学习到了一些优秀品质。比如他们整天忙于工作,很少抽出时间照顾我。一次我爸发高烧，也照样坐火车出差去了。再比如我们一家四口在外面吃西瓜，旁边就有小孩等着瓜子。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妈都会拿一片西瓜往人家手里塞，而我在旁边则羞得无地自容。现在好了,没人稀罕你的臭瓜子了，而瓜农也早已发明出无子西瓜。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家从白广路搬到黄寺大院，我也从抗大一小转到了青年湖小学。令我欣喜若狂的是，我一到班里就被选为班干部。但我的好感觉没到一天就泡沫化了。那天放学后学校通知，每个班的班干部留下来练队，当然也包括我。大家在操场上分男女生站成两排，每次由一名同学出来喊队。轮到我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二一”我还会喊，但当队列行进到墙边时应该喊“向后转走”，我却无论如何也喊不出来。当时的情景简直太尴尬了，同学们站在南墙下吃吃地笑个不停，而我则在一旁不知所措。最后这句向后转走还是由一位老师喊的。当“向后转走”这个字字千钧的口令从他嘴里出来，我真是如释重负，同时也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队列演练后，老师把大家表扬了一遍，并点了每个同学的名，从玛丽到莎里到爱娃瑞，就是不喊我的名字。结果到了第二天，我的名字就从干部名单上划掉了。从此以后,怎么才能当上干部指挥别人，让大家都听命于我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而且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希望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
后来学校成立了一个乐队，可能是为了抚慰我受伤的心灵，一天放学后，音乐老师郑重地把一支笛子交到我的手中。我至今还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吹笛子。就算我当时很瘦，脸看上去比较长，但那也不是让我吹笛子的理由呀。再说，我天生五音不全，也不是搞音乐的料呀。尽管如此，我还是参加了几次乐队的活动，假模假式地学了学简谱，以及吹笛子的初级技巧。从结果上看，这次经历给我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比正面的多。大家都知道吹笛子要贴笛膜，而要把笛膜贴到笛子上，必须先用大蒜把贴膜的地方抹湿了。这使得我一天到晚身上都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大蒜味,透着我们家是北方人，整天不是吃面条就是吃饺子。其实，当时的生活哪儿有这么好，不吃粗粮已然很不错了。但对我真正构成打击的是我爸，他老是觉得我懒,干活儿不主动，碗刷不干净，还不会叠被子。这时他就会用两句俗话来损我,一句是别人把驴牵走了你才拔撅子，另一句就是吹笛子也得找个人帮你捏眼。坦白地讲,这两句话当时我不是特懂，但基本上知道是不好的意思。总之,不管怎么说,时间不长我就不参加乐队活动了。后来学校再有什么文娱活动，也不带我玩了。有一次赶上什么节日，学校组织演出，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但就是没我什么事儿。放学后没人跟我玩，因为大家都忙于排练，而我又不想马上回家，就扒着排练室的窗户往里瞧。那帮积极分子正排练《沙家浜》,我的同桌好友是领唱,只见他一手叉腰，一手高举，正在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着实把我羡慕毙了。同时，我也深切体会到了被集体抛弃的那份孤独。所以现在大家聚会如果不叫我，甚至晚通知我一会儿,我都会别扭。
在小学还有很多事情，残留在我的记忆中。比如挖防空洞时挖出一罐金子被迅速送到校长办公室去了。比如写暑假作业，老师让抄书，我因为抄的是《白蛇传》而受到批评,要知道这本书当时是禁书。还比如我跟小伙伴玩打仗，在追逐过程中掉进粪坑。我没看出来，是因为粪坑表面已风化了。再比如我有一个哥们儿，他的绝活是辨别人家在游泳池里撒尿。最有意思的是放电影的时候在礼堂放炮c那时院里很奇怪,放电影时人可以在银幕前后走动。我们就到后台在鞭炮上拴上线绳,把点绳一端点燃后迅速离去。需要说明的是，那个年代的线绳质量很好，可以从头燃到尾。这样，观众保证在电影正进行时听到后台几声巨响，与此同时，礼堂里会出现一阵**，大人们会怒骂谁家的孩子，而我们则坐在一旁不动声色。好在当时放映的多是战争片，从现在的角度看，突出其来的爆炸，无疑增强了影片的效果。而我的少年时代，也随之化成了炸响过后的一缕烟雾。
200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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