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武士道乃是要求或指令武士遵守的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它并不是成文的法典；它充其量只是一些口口相传或通过某些著名武士或学者之笔留传下来的座右铭。它往往只是一部未言传未写载的法典，它是踏踏实实的实践，是铭刻于心中血肉碑记上的法律，因此具有更强大的约束力。它并非建立在某个人头脑创造的基础之上，不论这个头脑有多大的才干；它也不是建立在单个人生活的基础之上，不论此人有多大的声望。它是数十年数百年军事生涯的系统发展。或许，它在道德史上所占的地位，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的地位是一样的；但它与《英格兰大宪章》或《人身保护法》毫无类同之处。的确，在17世纪初，曾有《武家法度》颁布；但其中的十三个简短的条款大部分关涉婚姻、城堡、联盟之类，而对教学规则只是稍稍提及而已。因此，我们无法指出某个明确的时间地点，断言“这就是源头”。只是因为我们在封建时代意识到了它的存在，所以就时间而言可以由封建制度来鉴别。然而封建制度本身就是线头纷繁，武士道共有其错综复杂的性质。正如我们可以说，封建体制在英国是始于诺曼人征服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在日本，武士道的兴起是和源赖朝得势处于同一时期，即12世纪末期。不过，正如在英国，我们远在征服者威廉以前的时代就发现了封建制度的诸要素，那么在日本，封建制度的萌芽也在我提到的那个时期之前就存在很久了。
同样，在日本如同在欧洲一样，当封建制度正式登场时，职业的武士阶级便自然而然地崭露头角。他们被称为“侍”，字面意义如同古英语的cniht（knecht,knight）即“卫士”或“随从”，性质上类似于凯撒记述的存在于阿基塔尼亚的对贵族私人效忠的战士（soldurii），或类似于塔西佗所说的他那个时代随侍于日耳曼首领身边的跟班（comitati）；或者采用一个较近一些的类比，类似于在中世纪欧洲史中可以读到的斗士（militesmedii）。有个日语汉字的词汇“武家”或“武士”，也是人们经常采用的。他们是一个特权阶级，是一个为其职业而战斗的粗野种属。这个阶级是自然而然在长期不断的战争中从最有男子气概最有冒险精神的人当中征募而来，在整个过程中排除法都在起着作用，怯懦柔弱之辈被淘汰出去，借用爱默生的话说，只有“粗鲁的种族，全是具有野兽力量的男性”才能生存下来，形成了武士的家族和阶层。到了具备崇高的荣誉、巨大的特权和相应而来的重大责任时，他们立刻就感觉到需要一种共同的行为标准，尤其因为他们总是处于交战的立场，而且隶属于不同的家族，这个共同的行为标准就更有必要了。正如医生通过职业礼仪来限制相互之间的竞争一样，正如律师在坏了规矩的案子中会坐在操守法庭的被告席一样，武士也会借助于一些办法来对其不法行为进行最终的审判。
战斗中要公平竞争！在野蛮人和孩童的这种原始观念中，存在着想象力多么丰富的道德萌芽。这难道不是一切武德和文德的根本吗？我们嘲笑那个英国小孩汤姆·布朗的天真愿望（好像我们的年龄超过了怀抱这种愿望的阶段）：“我要身后留名，成为绝不欺侮小孩也决不拒绝大孩子的人。”然而，谁不知道这个愿望正是那一块奠基石，在它的基础上，可以筑起规模宏大的道德大厦呢？如果我说，最温和最热爱和平的宗教会认同这种强烈的愿望，难道也是夸大其词吗？汤姆的这个愿望是一个基础，英国的伟大主要是建筑在其上，而且它很快就会使我们发现，武士道并非建立在比这个愿望更弱的基座之上。如果说，战斗本身，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守，正如贵格会教徒确证的那样，都是野蛮而错误的，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和莱辛一起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美德是发源于哪些缺陷。” ③“告密者”、“懦夫”是对健全而单纯的天性最具羞辱性的定性词汇。童年就是和这些观念一同起步的，骑士精神也是如此；不过，随着生命长大，随着其关系多边化，早期的信念在更高的权威和更合理的来源那里为自己的理由、满足和发展找到了认同。如果军事利益是单独运转的，没有更高的道德支撑，那么骑士的理想便会堕落到缺乏骑士精神的深渊。在欧洲，基督教的阐释做了有利于骑士精神的让步，但给它注入了教会的内容。拉马丁说：“宗教、战争和光荣是一名完美基督教武士的三大灵魂。”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几大灵魂。
③拉斯金（Ruskin）是有史以来心肠最好最爱和平的人之一。但他以苦修生活崇拜者的
全部热情信仰战争。他在《野橄榄花冠》中说：“当我告诉你，战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我的意思也是说，它是人类所有高尚美德和高等能力的基础。发现这一点在我看来是非常奇怪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但我知道它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总之，我发现所有的大国都是在战争中懂得了其话语的真理和思想的力量；它们滋养于战争而消耗于和平，受教于战争而受骗于和平；受训于战争而见弃于和平；一句话，它们生于战争而亡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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