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要选用适合自己的方法
有许多人常常抱怨：“我读的书并不比××少，而且我回家还要继续学习到夜里11点才休息，可为什么我的收获没有他大呢？”实际上，如果你和他在其他方面的条件均相同或相近的话，那么只能说你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以致浪费了很多时间，收益却不大。选择了科学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方能立竿见影、事半功倍。
许多成功者创造的方法，或可直接“拿来”，或可结合自己的实际，加以改进和创造。如数学家华罗庚将书由厚变薄看作阅读能力提高标志的“厚薄法”；理学家朱熹读书的心到、眼到、口到的“三到法”；儒学家子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五步法”；学者陈善的“既能钻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的“出入法”；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结合法”；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独立思考法；韩愈的“提要钩立法”；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循序渐进法”；哲学家狄慈根的“重复法”；等等。
史学家陈垣谈读书时，提倡读几本烂熟于心的“拿手书”，好似建立了几块治学的“根据地”。他自己就有一些经常翻阅的“拿手书”，对这些书他都熟读，有的内容还能背下来。
作家秦牧提倡读书将牛嚼和鲸吞结合起来，即每天吞食几万字的文章、书籍，再像牛的“反刍”，反复多次、细嚼慢咽。王汶石创造了对代表作要三遍读的读书法。即第一遍通读，尽享作品之美，让自己沉醉其间；第二遍是“大拆卸”，仔细考查每一部分的特色、优劣及写作技巧；第三遍又是通读，获得对写作技巧的完整印象。
著名学者朱光潜实践的边读书边写作法，夏丏尊认为“由精读一篇向四面八方发展”的读书法，李平心的随时“聚宝”勤做研究的方法，都是一种创造。
大凡成功者读书的方式都与众不同，可以学习一些他们积累知识的方法。
第一种：“善诵精通”。
郑板桥不但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还是中国清代著名画派“扬州八怪”的领袖人物。
郑板桥有三绝、三真。三绝分别是画、诗、书，三真分别是真气、真意、真趣。
郑板桥在读书的学以致用之中总结出了“善诵精通”的读书方法，他认为读书必须有方法，必须记诵。他曾这样描述过他读书时的情景：“人咸谓板桥读书善记，不知非善记，乃善诵耳。板桥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非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
郑板桥不仅主张善诵，而且推崇“学贵专一”，即读书不能泛泛而读、毫无目的，而应该有选择、有针对性。
因此，可以从郑板桥的读书方法中得出这一宝贵经验：在记诵时讲究“善”与“精”两个字。
第二种：追本求源。
著名的作家、学者钱钟书先生也是一位爱书之人，他从小就酷爱读书，被世人称为“书痴”。
钱钟书的读书方法是“追本求源读书法”。“追本求源读书法”就是在读书时发现问题后，与多种读物相联系，经过详细的分析、比较、求证之后，求得一个能解决问题的读书方法。
下面的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钱先生是怎样“追求本源”的。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批评毛奇龄错评了苏轼的诗句。
苏轼在诗中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毛奇龄评道：“定该鸭先知，难道鹅不知道吗？”
袁枚对此事觉得既好气又好笑，认为如果要照毛奇龄的看法，那么《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是一个错误了，难道只有雎鸠，没有斑鸠吗？
袁枚与毛奇龄的这场笔墨官司，到底谁是谁非，钱钟书并没有草草了事，他要追本求源。
经钱钟书查找《西河诗话》，得知毛奇龄的意思是：苏轼的诗句模仿唐诗“花间觅路鸟先知”而得来。
原来，人在花间觅路，自然鸟比人先知，而动物均可感觉到冷暖，苏轼为何只说鸭先知，而不说鹅先知呢？那当然是个错误。
但钱钟书仍不罢休。他又找来了苏轼的原诗《惠崇春江晚景》，诗中说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原来苏轼的这首诗是为一幅画而作的，由于画面上有桃花、春江、竹子、鸭子，所以，苏轼在诗中写道“鸭先知”。看来苏轼并没有错，而是毛奇龄错了。
为进一步弄清事实，钱钟书又找出了张渭的原作《春园家宴》，原诗写道：“竹里登楼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人在花园里寻路，不如鸟对路熟悉，这是写实。而苏轼在诗中说鸭先知，是写意，意在赞美春光，这是画面意境的升华，是诗人的独特感受，看来苏轼“鸭先知”之句无论从立意或是内涵来说都要比张渭之句高出一筹。
也许你可以从上面所说的方法中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但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搬硬套别人的学习方法到自己这里就行不通了。这时，你就要对这些方法做适当调整、修改，使之更适合自己，为自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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