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是“当然没来啊”，但是话一出口的感觉便像是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我不想再解释或是辩解，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再一次被忽视被欺骗，我讨厌这个家庭，因为它给我的除了属于孩提阶段的空白别无其他。
家长会结束的人流冲散了周围迸射的笑脸，我从墙角捡起书包一个人落寞地走出校门。突然间1929有些疲惫的身躯浮现在视网膜上，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爸爸从车后挪过身来擦着前面的玻璃，我激动地问他：“你刚才去了吗？”他点点头，我就好像得到了世界般惊喜，刚才拼命抑制在心底的愤恨不平全部化作了夕阳斑斓的晕脚爬在1929帅气的身子上，我在同学的注目下钻进车里，潇洒地冲他们摆摆手，一个女孩子小小的虚荣心就这样轻易画上了一个浅薄的句号。
后来从外婆和小姨的嘴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母亲现在的生活。我每周五晚上会被爸爸用1929接到妈妈身边，在那里我自己也能感受到那个女孩子有些幼稚的不友好。她的亲妈不断唆使着她回家找麻烦，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
的问题，妈妈明显憔悴了许多，她像是在抗争着，和一种幼稚的简单的思维抗争，虽然这种思维在我的观念里就是一傻子的想法，但是当事人终归是没有看客那么明晰。
后来有一次午餐中母亲提到要把我接回身边上学，那时候我一年级，姐姐五年级，再有一年即将毕业，作为厂职工我就可以不用再交高价入学。当时的年纪虽然小，却已经经历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波澜，对很多事情都相当敏感。听到母亲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极度挣扎，我固执地认为母亲把我丢在外婆身边只是因为不想交高价费！多幼稚多可笑的想法，但是我却虔诚地相信着，就像信奉天主教的人相信耶稣会永远守护他们一样至死不渝。
而事实是我在当时念书的小学也属于计划外的借读生，每学期要交好几百块的借读费用。那个时候借读生在同学眼里总是一个很奇怪无法融入的群体，每个班都有一两个“不幸的”借读生，无端被那些同在一个厂子上学的子弟们暗中排挤着。我就是那不幸者中的一个，只是我在学校受的委屈几乎没人知道，我不想以近乎同情的方式被安排转学或是其他，更不想在那个胖胖的女孩不断寻衅滋事之后成为母亲新的累赘或是负担。我茫然地忍受着，一年级时就学会了自己交费，自己开收据，自己做好多好多同龄人根本不需要打理的工作，还要拼命学习，要让远方的父母知道，没有他们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这样卑微而单纯的想法更近乎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无奈的是当时的我年纪太小，许多事情无法选择，除了坦然面对很难找到更好的出口。
于是在那个幼稚单纯的眼眸里，乳白色的有些掉漆的1929就成了最好的寄托，可以用别人垂涎的眼神安抚我忙乱纠结的内心。
但是1929并不完全属于我们，它每隔一个礼拜便会消失一次。我从没陪着爸爸去交车，我不想看到另一个陌生的男人接过钥匙，得意洋洋地钻进驾驶座的场景。直到有一次，周五，爸爸没有交车，因为临近的小镇上有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近乎所有的市民都挤着破败脏乱的中型公交车赶到那里去看烟火。
1929带着我们一家，穿梭在公交车颓然的身影中，我和姐姐顺着明净的窗户往外看，就看到小小的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乘客，前胸贴后背的样子很滑稽，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而来的优越感。
很遗憾，驱车一个多小时后被告知，烟花秀临时取消，要在明晚才会上映。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充溢着我的脑子，那就是明天无论如何1929都不能陪着我们来观礼了，我有些落寞，有些难过，但是却只能默默接受。尽管爸爸一再承诺明晚一定会带着我们去看绚烂的烟花在浅浮的星空下炸出无数怪诞的形状，但是想到公交车上人头攒动的场面，我委屈地眼泪都快要落下来。可是我没有，我只是懂事地点点头，然后眼睛看着窗外。沉默，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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