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市里公交车的价格还没统一，坐车大概也是这个价钱，很多人听后便笑眯眯地钻进车里，笑言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但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却总是很排斥这种“带人行为”，好像自己独立的空间被人强行侵占，搞得我总是在陌生人钻进车子的瞬间撇撇嘴抗议：“下次能不能不带人了？”
“妞，咱俩回去也是回去，多带个人还能多挣两块钱，不好？”
我没有再说话，因为我知道什么事情一牵扯到钱我便因为自己的儿童身份被彻底剥夺发言的权利，况且这件事情如果被妈妈知道了，大概又会狠狠瞪我一眼，正告我以后只准好好学习，不要多管大人的闲事。那个时候虽然脑袋不大却也能分得清孰轻孰重，下次上人时便默默看着窗外漆黑的稻田不再作声。
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尽管自己不喜欢，但是想起妈妈皱眉头的样子，还是选择了缄默。
一来二去，倒也习惯了每次回家时爸爸的这种行为，遇到心里不服气时，就干巴巴地想着他承诺给我的一块钱，事实上从定下这种约定开始他从来没有付过我一分钱，总是推脱着“下周一起给”，我算一算，已经累积了十块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尽管心里不停算计着要买这个买那个，我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个财迷。
终于有一天我把这个幼稚的约定告诉了妈妈，印象中她笑了很久，便承诺要帮我“讨债”。那天傍晚我趴在窗台上痴痴地等，等着那辆枣红色面包车停在门口那座楼前的空地上。那个时候我们家住的是三间屋子的平房，屋里连个厕所都没有。每当晚上姐姐想要上厕所时，总是把我从**拽起来，站在公共厕所门口陪她。夜很黑，院子里没有一个人，萧瑟的月光洒在头顶，透露着无法弥解的寒意。我一个人静立在门口，风侵蚀着脆弱的身体，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喷嚏，突如其来的声响把里面的人吓了一跳。接着姐姐慌乱地跑出来，拽着我的肩膀一路冲回家。
第二天妈妈果然兑现了承诺，当众要求爸爸兑现给我十块人民币。我热切
地等待着，思忖着等钱一到手，就要到平房院门口的铺子里去买两块钱一张的沙画，姐姐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也盯上了我即将到手的十块钱，要求我买一个给她。我们用一种极度渴求的眼神盯着眼前的男人，直到他转身，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哗啦啦”往我手里倒了一把硬币。我兴奋地慢慢把钱转移到饭桌上，却发现几乎全是一毛，我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数着，数到第二十一个便到了尽头。
两块一，我无奈地看着妈妈，1904的驾驶员早已趁着我数钱的空当，一踩油门离了小院，留下一片旋转上扬的尘土在空中忸怩了好久好久。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连这区区两块一毛钱都被妈妈严格镇守，不管买什么一定要经她同意。我嘟了嘟嘴，把桌上的一摊硬币一个一个塞进口袋，强迫自己知足。
之后父母便开始打算到市区买房子，因为眼看姐姐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按片区分的中学实在没什么前途。我傻傻地以为从此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无奈最终决定买房子的地方离我就读的小学太远，只得作罢。
那个时候的我对那个家庭已经没有多少的期待，只是一种很淡然的感情。
时光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带走某些东西，在你浑然不知的状况下把所有阴云热情散射地烟消云散。但是有一个事实摆在眼前，在家里没有储蓄的情况下如果想买房子，只有一个选择，卖掉1904。
其实卖车的决定做出后父母只是象征性地通知了我一下，毕竟我在家里的发言权近乎为零。即使我反对，即使我说对这辆大红大红的面包车有多么多么不舍，终究也是无济于事，那我干脆就省下那些凋零的口水，安静地与它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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