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我写作了二十五年，没有任何形式的观众关注我的作品，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走出写作的深柜既让我恐惧，又给予我启迪。近几个月来，我从读者身上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圆满了一部小说，那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树在林中倒下，没有人听到，它会有回响吗？
蕾：我由衷地同意是读者圆满了一本书。一个故事，如果没有读者一方甘愿做出充满想象力的一跃，它就不是一个活的故事。没有那一跃（你可以把它称作信心的一跃），哈罗德和莫琳就只存在于我的头脑里。我曾经和某人聊过我读的一本书，提到我多么希望由自己来写那个故事。她对我说：“但在你产生这种感觉的同时，你已经写了它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用这种方式来阅读，但现在总是会想到。阅读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身为作者，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创造出一个可以成立的世界，就好像它可以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并不一定需要是个真实的世界，并不一定是读者了解的世界。但在它自己的界限里，那个世界必须合理可信。它必须能讲得通。在那之后，读者会和你半路相逢。读者用画面、用呼吸、用情感丰满你的文字。
夏：无疑，你的故事已经为人所闻。全世界的反响就是确凿的实证，证明《一个人的朝圣》在许多层面上都精彩纷呈。一方面，文笔非常精彩，我想过一会儿再聊这个。但故事本身也是“一沙一世界”的一个例证。
蕾：哈罗德是个普通人。我甚至把他说成“平常老百姓”。我那么说的意思是，他认为自己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独特之处。他接受自己在宏大蓝图中的角色——我认为那为他带来谦逊感和开放性，尽管他深居简出，天性内敛。
对我来说，宇宙存在于一粒沙中。那正是悖论。同时也是戏剧性所在。戏剧性正在于基本的人性挣扎，一方面想要有所作为，一方面又认识到我们终有一死。我最近刚好在贵格会(1)的一个会堂里做过这本书的讲座。看管那栋建筑的一个女人给我讲那里的坟墓，所有都是无名无姓的，这让我很受触动。这件事让我思考。即使在死亡之际，我们普遍也希望人们知道我们姓甚名谁。我们想要承认感。我们想和其他坟墓与众不同。所以我倾向于写那些渺小的普通人，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他们人生中意义超凡的一个点，却只有渺小的日常语言来描绘它。这让我动容。有时我们的词汇似乎那么老套，被使用过度，那么不够分量，但我们依然在尝试。那就是重点。我们一直在努力联结这两个层面。
夏：你在书中的第二句话用到了“平凡”这个词，你在描述这一天，但当然，它也适用于哈罗德这个人。整个第一页都很妙。里面藏了很多东西，不仅把读者抓住，也无意中透露出这个故事的内容。你提到了哈罗德和莫琳一起生活的几个沉闷细节（不好意思我用了双关语(2)），比如干净的衬衫，一片吐司，但其他细节暗示了更深更阴暗的层面。院子被它的栅栏“紧紧地围起来(3)”，而且“吸尘器(4)”这个词出现了两次。在这一幽闭恐惧症的语境里，你置入了一个“可升降式晾衣架(5)”。当我重读段落的时候，“升降式”这一隐喻一下子吸引住我，它像是一个信号：哈罗德的世界观即将扩展。我也喜欢轻描淡写的那句话“他也许可以出去走走……”
写作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直觉与意图，创作的冲动和艰苦的修改。你最初的广播剧也是以类似风格开篇的吗？如果不是，决定如何给小说开篇是不是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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