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艺术家在戏院里人缘极好；他们对什么事情都像哲学家一样取着洒脱的态度，闭着眼睛，不愿意看任何戏班子都免不了的弊病。譬如说，为了增加收入而把跳舞团跟剧团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种种麻烦事儿，叫经理、编剧和乐师们头疼。可是谦和的邦斯，凭他洁身自好与尊重旁人的作风，博得大众的敬意。再说，一清如水的生活，诚实不欺的性格，在无论哪个阶层里，即使心术最坏的人也会对之肃然起敬。在巴黎，真正的道德，跟一颗大钻石或珍奇的宝物一样受人欣赏。没有一个演员，一个编剧，一个舞女——不管她怎样的无赖——敢对邦斯和许模克捣鬼或搅什么缺德的玩意儿的。邦斯有时还在后台出现，许模克却只认识从戏院边门通往乐队的地下甬道。休息时间，德国老头儿偶尔对池子里瞧一眼，向一个吹笛子的，生在斯特拉斯堡而原籍德国开尔的乐师，打听那些月楼上的怪人物是什么来历。许模克天真的头脑，从笛师那儿受了一番社会教育之后，对于众口宣传的交际花，朝三暮四的姘居生活，红角儿的挥霍，女案目的舞弊，慢慢地也觉得真有可能了。无伤大雅的**，这老实人已经认为糜烂的大都会生活中最要不得的罪恶，他听了笑笑，仿佛是海外奇谈，无法相信的。精明的读者，当然懂得邦斯和许模克照时髦的说法是受人剥削的；不错，他们在金钱上是吃了亏，但在人家的尊敬和态度上占了便宜。
高狄沙公司靠了某一出芭蕾舞剧的走红而很快地赚了钱之后，经理们送了一组银铸的人像给邦斯，据说是却里尼的作品，价值的惊人竟成为后台的谈话资料。原来人家花了一千五百法郎！好好先生一定要把礼物退回。高狄沙费了多少口舌才硬要他收下了。
“唉！咱们要找到像他这样的演员才好呢！”高狄沙对股东们说。
两位朋友的共同生活，表面上那么恬静，唯一的扰乱是邦斯不惜任何牺牲的那个癖；他无论如何非在别人家里吃晚饭不可。每逢他穿衣服而许模克恰好在家的时候，德国人总得对这个要命的习惯慨叹一番。
“要是他吃得胖些倒还罢了！”他常常这么说。
而许模克一心希望能有个办法，治好朋友那个可耻的恶习；因为真正的朋友在精神方面的感应，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他们能体会到朋友的悲伤，猜到悲伤的原因，老在心里牵挂着。
许模克虽然丑得可怕，还有股恬静出世的气息给冲淡一下；可是邦斯以纯粹法国人的性格，罗曼蒂克的气质，眉宇之间就没有那种风采。你们想吧，他右手小指上还戴着一只钻戒，那在帝政时代还过得去，到了今日岂不显得可笑？德国人看到朋友满面愁容的表情，知道他吃白食的角色越来越当不下去了。一八四四年十月，邦斯能够去吃饭的人家已经很有限。可怜的乐队指挥只能在亲戚中间走动，并且，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他把亲戚两字的意义也应用得太广了。
从前在蒲陶南街上做绸缎生意的富商加缪索，前妻娶的是邦斯的嫡堂姊妹，一个有钱的独养女儿。她的父亲和邦斯的父亲便是供应内廷的刺绣商，有名的邦斯兄弟。音乐家邦斯的父母都是那铺子的合伙老板。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前创设的刺绣工场，到一八一五年上，由加缪索太太的父亲盘给了列凡先生。退休将近十年的加缪索，一八四四年时当了国会议员，厂商公会的委员。因为加缪索一族的人对邦斯很好，邦斯便自认为跟加缪索后妻所生的孩子也是甥舅，其实他们之间一点儿亲戚关系都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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