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没有用餐的时间……我没有时间吃东西……十二年以来，我的肉体被疲倦所毁坏了，我缺乏一切必需品……我没有一个铜子，我是**了，我感受无数的痛苦……我在悲惨与痛苦中讨生活……我和患难争斗……”
这患难其实是虚幻的。米开朗琪罗是富有的；他拼命使自己富有，十分富有。但富有对于他有何用处？他如一个穷人一样生活，被劳作束缚着好似一匹马被磨轮的轴子系住一般。没有人会懂得他如此自苦的原因。没有人能懂得他为何不由自主地使自己受苦，也没有人能懂得他的自苦对于他实在是一种需要。即使脾气和他极相似的父亲也埋怨他：
“你的弟弟告诉我，你生活得十分节省，甚至节省到悲惨的程度，节省是好的，但悲惨是坏的，这是使神和人都为之不悦的恶行，它会妨害你的灵魂与肉体。只要你还年轻，这还可以，但当你渐渐衰老的时光，这悲惨的坏生活所能产生的疾病与残废，全都会显现。应当避免悲惨，中庸地生活，当心不要缺乏必需的营养，留意自己不要劳作过度……”
但什么劝告也不起影响。他从不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合人性些。他只以极少的面包与酒来支持他的生命，他只睡几小时。当他在博洛尼亚进行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时，他和他的三个助手睡在一张**，因为他只有一张床而又不愿添置。他睡时衣服也不脱，皮靴也不卸。有一次，腿肿起来了，他不得不割破靴子；在脱下靴子的时候，腿皮也随着被剥下来了。
这种骇人的卫生习惯，果如他的父亲所预料，使他老是患病。在他的信札中，人们可以看出他生过十四或十五次大病。他好几次发热，几乎要死去。他眼睛有病，牙齿有病，头痛，心病。他常为神经痛所苦，尤其当他睡眠的时候；睡眠对于他竟是一种苦楚。他很早便老了。四十二岁，他已感到衰老。四十八岁时，他说他工作一天必得要休息四天。他又固执着不肯请任何医生诊治。
他的精神受到这苦役生活的影响，比他的肉体更甚。悲观主义侵蚀他。这于他是一种遗传病。青年时，他费尽心机去安慰他的父亲，因为他有时为狂乱的苦痛纠缠着。可是米开朗琪罗的病比他所照顾的人感染更深。这没有休止的活动，累人的疲劳，使他多疑的精神陷入种种迷乱状态。他猜疑他的敌人，他猜疑他的朋友。他猜疑他的家族、他的兄弟、他的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
一切使他不安，他的家族也嘲笑这永远的不安。他如自己所说的一般，在“一种悲哀的或竟是癫狂的状态”中过生活。痛苦久了，他竟嗜好有痛苦，他在其中觅得一种悲苦的乐趣：
“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欢喜。”
对于他，一切都成为痛苦的题目，——甚至爱。
“我的欢乐是悲哀。”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接近欢乐而更倾向于痛苦的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所见到的、所感到的只有它。世界上全部的悲观主义都包含在这绝望的呼声，这极端褊枉的语句中。
“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
“他的猛烈的力量，”孔迪维说，“把他和人群几乎完全隔离了。”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产生一种宗教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那时，他稍微镇静了些。他从高处看人，人们从低处看他。他从没有休息，也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的爱抚中睡眠。妇人的爱情于他是无缘的。在这荒漠的天空，只有维多利亚·科隆娜的冷静而纯洁的友谊，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剧烈旋转，他的意念与幻梦在其中回**。贝多芬却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心中。贝多芬的忧郁是人类的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米开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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