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怯懦。
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关于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建筑、圣洛伦佐的屋面、梅迪契的墓等的历史都足以证明他这种犹豫。他开始，开始，却不能有何结果。他要，他又不要。他才选定，他已开始怀疑。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光，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他厌弃一切。人家说他的工作是强迫的，人家把朝三暮四、计划无定之责，加在他的委托人身上。其实如果他决定拒绝的话，他的主使人也无法强迫他呢。可是他不敢拒绝。
他是弱者。他在种种方面都是弱者，为了德行和为了胆怯。他是心地怯弱的。他为种种思虑而苦闷，在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这一切思虑全都可以丢开的。因为，他把责任心夸大之故，便自以为不得不去干那最平庸的工作，为任何匠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的工作。他既不能履行他的义务，也不能把它忘掉。
他为了谨慎与恐惧而变得怯弱。为尤利乌斯二世所称为“可怕的人”，同样可被瓦萨里称作“谨慎者”，——“使任何人，甚至使教皇也害怕的”人会害怕一切。他在亲王权贵面前是怯弱的。可是他又最瞧不起在亲王权贵面前显得怯弱的人，他把他们叫作“亲王们的荷重的驴子”。他要躲避教皇，他却留在这里，他服从教皇。——他容忍他的主人们的蛮横无理的信，他恭敬地答复他们。有时，他反抗起来，他骄傲地说话。但他永远让步。直到死，他努力挣扎，可没有力量奋斗。教皇克雷芒七世——和一般的意见相反——在所有的教皇中是对他最慈和的人，他认识他的弱点；他也怜悯他。
他的全部的尊严会在爱情面前丧失。他在坏蛋面前显得十分卑怯。他把一个可爱的但是平庸的人，如托马索·卡瓦列里当作一个了不得的天才。
至少，爱情使他这些弱点显得动人。当他为了恐惧之故而显得怯弱时，这怯弱只是——人们不敢说是可耻的——痛苦得可怜的表现。他突然陷入神志错乱的恐怖中。于是他逃了，他被恐怖逼得在意大利各处奔窜。一四九四年，为了某种幻象，吓得逃出翡冷翠。一五二九年，翡冷翠被围，负有守城之责的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要逃到法国去。以后他对于这件事情觉得可耻，他重新回到被围的城里，尽他的责任，直到围城终了。但当翡冷翠陷落，严行流戍放逐，雷厉风行之时，他又是多么怯弱而发抖。他甚至去恭维法官瓦洛里，那个把他的朋友、高贵的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处死的法官。可怜啊！他甚至弃绝他的友人，翡冷翠的流戍者。
他怕，他对于他的恐怖感到极度的羞耻。他瞧不起自己，他憎厌自己以致病倒了。他要死，人家也以为他快死了。
但他不能死。他内心有一种癫狂的求生的力量，这力量每天会苏醒，求生，为的是要继续受苦。——他如果能不活动呢？但他不能如此。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行动。他应得要行动。他自己行动吗？他是被动。他是卷入他的癫痫的热情与矛盾中，好似但丁的狱囚一般。
他应得要受苦啊！
“使我苦恼吧，苦恼。在我过去，没有一天是属于我的！”
他向神发出这绝望的呼号：
“神哟！神哟！谁还能比我自己更透入我自己？”
如果他渴望死，那是因为他认为死是这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极之故。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
“你们不必再恐惧生命的嬗变和欲念的转换……后来的时间不再对你们有何强暴的行为了。必须与偶然不再驱使你们……言念及此，能不令我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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