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法律是自由的法律……凡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不能称之为政府。因为，它在原质上便倾向于恶而且受着无数情欲的拨弄。不！一切主宰是理智的主宰。他的目的在以正当的途径引领一切服从他的人到达他们正当的目的：幸福。教皇的权威也是一种理智的权威。一个教皇应该知道他的权威是施用于自由人的。他不应该依了他的意念而指挥，或禁止，或豁免，但应该只依了理智的规律、神明的命令、爱的原则而行事。”
维多利亚，是联合着全意大利最精纯的意识的这一组理想主义中的一员。她和勒内·特·费拉雷与玛格丽特·特·纳瓦雷们通信；以后变成新教徒的皮耶尔·保罗·韦尔杰廖称她为“一道真理的光”。——但当残忍的卡拉法所主持的反改革运动开始时，她堕入可怕的怀疑中去了。她是，如米开朗琪罗一样，一颗热烈而又怯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不能抗拒教会的权威。“她持斋、绝食、苦修，以至她筋骨之外只包裹着一层皮。”她的朋友，波莱主教叫她抑制她的智慧的骄傲，因神而忘掉她自己的存在：这样她才稍稍重新觅得平和。她用了牺牲的精神做这一切……然而，她还不只牺牲她自己！她还牺牲和她一起的朋友，她牺牲奥基诺，把他的文字送到罗马的裁判异教徒机关中去。如米开朗琪罗一般，这伟大的心灵为恐惧所震破了。她把她良心的责备掩藏在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中：
“你看到我处在愚昧的混沌中，迷失在错误的陷阵里，肉体永远劳动着要寻觅休息，灵魂永远骚乱着找求平和。神要我知道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要我知道一切只在基督身上。”
她要求死，如要求一种解放。——一五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死了。
在她受着瓦尔德斯与奥基诺的神秘主义熏染最深的时代，她认识米开朗琪罗。这女子，悲哀的、烦闷的，永远需要有人做她的依傍，同时也永远需要一个比她更弱更不幸的人，使她可以在他身上发泄她心中洋溢着的母爱。她在米开朗琪罗前面掩藏着她的惶乱。外表很宁静、拘谨，她把自己所要求之于他人的平和，传递给米开朗琪罗。他们的友谊，始于一五三五年，到了一五三八年，渐趋亲密，可完全建筑在神的领域内。维多利亚四十六岁，他六十三岁。她住在罗马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院中，在乎乔山冈之下。米开朗琪罗住在卡瓦洛岗附近。每逢星期日，他们在卡瓦洛岗的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中聚会。修士阿姆布罗焦·卡泰里诺·波利蒂诵读《圣保罗福音》，他们共同讨论着。葡萄牙画家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在他的四部绘画随录中，曾把这些情景留下真切的回忆。在他的记载中，严肃而又温柔的友谊描写得非常动人。
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第一次到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中去时，他看见佩斯卡拉侯爵夫人和几个朋友在那里谛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并不在场。当圣书读毕之后，可爱的夫人微笑着向外国画家说道：
“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一定更爱听米开朗琪罗的谈话。”
弗朗西斯科被这句话中伤了，答道：
“怎么，夫人，你以为我只有绘画方面的感觉吗？”
“不要这样多心，弗朗西斯科先生，”拉塔齐奥·托洛梅伊说，“侯爵夫人的意思正是深信画家对于一切都感觉灵敏。我们意大利人多么敬重绘画！但她说这句话也许是要使你听米开朗琪罗谈话时格外觉得快乐。”
弗朗西斯科道歉了。侯爵夫人和一个仆人说：
“到米开朗琪罗那边去，告诉他说我和托洛梅伊先生在宗教仪式完毕后留在这教堂里，非常凉快。如果他愿耗费若干时间，将使我们十分快慰……但，”她又说，因为她熟知米开朗琪罗的野性，“不要和他说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也在这里。”
在等待仆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谈着用何种方法把米开朗琪罗于他不知不觉中引上绘画的谈话；因为，如果他发觉了他们的用意，他会立刻拒绝继续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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