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经过的时期，真如他所说的“荒漠的青年时期”。荒凉的沙漠，给一阵阵狂热的疾风扫**着。关于这个时期，《少年》，尤其是《青年》的叙述中，含有极丰富的亲切的忏悔材料。他是孤独的。他的头脑处于永远的狂热境界中。在一年内，他重新觅得并试练种种与他适当的学说。斯多噶主义者，他从事于折磨他的肉体。伊壁鸠鲁主义者，他又纵欲无度。以后，他复相信轮回之说。终于他堕入一种错乱的虚无主义中：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迅速地转变，他将发现虚无即在他的面前。他把自己分析，分析……
“我只想着一样，我想我想着一样……”
这永无休止的自己分析，这推理的机能，自然容易陷于空虚，而且对于他成为一种危险的习惯，“在生活中时常妨害他”，据他自己说，但同时却是他的艺术的最珍贵的源泉。
在这精神活动中，他失了一切信念：至少，他是这样想。十六岁，他停止祈祷，不到教堂去了。但信仰并未死灭，它只是潜匿着。
“可是我究竟相信某种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还相信神，或至少我没有否认它。但何种神？我不知道。我也不否认基督和他的教义；但建立这教义的立场，我却不能说。”
有时，他沉迷于慈悲的幻梦中。他曾想卖掉他的坐车，把卖得的钱分给穷人，也想把他的十分之一的家财为他们牺牲，他自己可以不用仆役……“因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在某次病中，他写了一部《人生的规则》。他在其中天真地指出人生的责任，“须研究一切，一切都要加以深刻的探讨：法律、医学、语言、农学、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与绘画中达到最高的顶点”……他“相信人类的使命在于他的自强不息地追求完美”。
然而不知不觉地，他为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性感与夸大的自尊心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性质，变成了实用的与物质的了。他之所以要求他的意志、肉体与精神达到完美，无非是因为要征服世界，获得全人类的爱戴。他要取悦于人。
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如猿猴一般的丑陋：粗犷的脸，又是长又是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阴沉的眼眶里，瞩视时非常严峻，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因为无法改变这丑相，在童年时他已屡次感到绝望的痛苦，他自命要实现成为“一个体面人”。这种理想，为要做得像别个“体面人”一样，引导他去赌博，借债，彻底的**。
一件东西永远救了他：他的绝对的真诚。
“你知道我为何爱你甚于他人，”涅赫留多夫和他说，“你具有一种可惊的少有的品性：坦白。”
“是的，我老是说出我自己也要害羞的事情。”
在他最**的时候，他亦以犀利的明察的目光批判。
“我完全如畜类一般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堕落了。”
用着分析法，他仔仔细细记出他的错误的原因：
“一、犹疑不定或缺乏魄力；——二、自欺；——三、操切；——四、无谓的羞惭；——五、心绪恶劣；——六、迷惘；——七、模仿性；——八、浮躁；——九、不加考虑。”
即是这种独立不羁的判断，在大学生时代，他已应用于批评社会法统与知识的迷信。他瞧不起大学教育，不愿做正当的历史研究，为了思想的狂妄被学校处罚。这时代，他发现了卢梭，《忏悔录》，《爱弥儿》。对于他，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我向他顶礼。我把他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
他最初的几篇哲学论文便是关于卢梭的诠释（一八四六——四七）。
然而，对于大学和“体面人”都厌倦了，他重新回来住在他的田园中，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故乡（一八四七——一八五一）；他和民众重新有了接触，他借口要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慈善家和教育家。他在这时期的经验在他最初几部作品中便有叙述，如《一个绅士的早晨》（一八五二），一篇优异的小说，其中的主人翁便是他最爱用的托名：涅赫留多夫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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