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觅渡”，是本文的文眼，也是意外得来的收获。初次访问秋白纪念馆时见一群红领巾在服务。问之，是旁边觅渡小学的学生，得知这个地名。文章的标题和主题在一刹那便产生并固定下来。秋白一生是一个悲剧，“觅渡桥”是一个天然的文学意象，正好有机地装载了这个悲剧的全部内涵。
[3]“八七会议”秋白以柔弱之躯，受命危难之际，这是一九五八年我读初中、上历史课时就得到的印象。
[4]第一次看到关于秋白被甩掉、不带他长征的资料大约是一九八九年，当时对我刺激很深。
[5]三十六计之一计曰：“借刀杀人。”历史上为“借刀”所杀的名人不少。最可惜的要数大书法家颜真卿。欧、颜、柳、赵，颜为首。颜不但书法好，且为人耿直，为国尽忠。时值“安史之乱”，叛臣四起，颜抗贼有功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到德宗时李希烈又叛乱。宰相卢杞把持朝政，心狭肚小，平时就忌其才，他明知李希烈根本不可能归顺，却故意向皇帝举荐颜去劝降，颜一去便被杀掉。
[6]由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诸多武侠小说的灌输，一般中国人脑子里的英雄都是力量型的，不惜力、不惜命，所谓“两肋插刀，一诺千金”，长于力而短于理。如张飞、李逵、项羽、秦琼等，就是对智力和威望较高的关羽、岳飞也是着力渲染其大刀、长枪上的功夫，这是一种图痛快的误导。英者英明、聪明，雄者强胜有力。只靠强力当不了英雄，重在英明识大理，识社会规律之理，顺乎历史潮流。这样的人不图痛快，不轻言死，他一息尚存，就用每一分力、每一点知识、每一点的可能去推动历史，将自己的生命挤出每一滴油去润滑历史的车轮，直到最后力气和机会全部用尽，才以身当烛，跃向死亡，化作最后一束光，照亮历史。周恩来在最后的岁月中于病床与“四人帮”苦斗亦属此。这才是英雄，理性英雄，历史英雄，而不是意气英雄。所以他能担大任，吃大苦，受大辱，无论其大事成与不成都是英雄。史可法守扬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
[7]所有的人在正与邪、善与恶之间都可以选择正和善，都可以成仁取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成就。以巨匠、大师而自愿捐躯成仁取义者，就如元帅、将军去舍身堵枪眼，其心其情更感人，其悲剧含义更撼天地。
[8]“资源”有“多宜性”，如土地可种田，可开工厂，可建住宅等，资源利用，是于多种可能中择优选其一。人这种资源最具多宜性。一个人可以干三百六十行，唯有冒死的工作是轻易不选的，尤其当他才华横溢、成绩卓著之时。所以各国在战争时期，一般科学家、艺术家、学者都不上前线，尽量转移保护，不是保其命，是保其才，保国家财富资源。民族灾难当头，国家宁肯牺牲更多常人而将生的希望留给少数英才，这是国家全局利益。如果个人自恃有才，让别人为自己去死，这不是为国惜才，是为己保命，是极端个人主义。当为国为民去献身时，人的价值只剩下一个“义”，这时人人平等，只要有生命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义”，这时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勇敢就义，也可以立时激起全民族的尊敬，而一个最知名的人的退缩也可激起全民族的唾弃。
[9]只以中共一大十二个代表为例，在以后的大浪淘沙中就分出了英雄与叛徒。第一个牺牲的是何叔衡，一九三五年死于突围途中，以后还有邓恩铭（一九三一年）、陈潭秋（一九四三年）被捕后死于敌人屠刀。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变革命，周佛海一九三八年成了汉奸，另一汉奸陈公博，一九四六年被判处死刑。
[10]理性最强，理不可挡。历史上弱身而担大任，并以死明理之例甚多，如文天祥、史可法等。这是任何强敌都无法使之屈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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