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家族见证了日本发展为强国的过程。西乡从道之兄西乡隆盛被称为“倒幕元勋”，也是“维新三杰”之首，任陆军大将。在台湾事件后两年，西乡隆盛因不满政府发动叛乱。明治天皇下诏斥之为“贼”，命令全国之兵讨伐西乡。前后历时八月，西乡隆盛兵败剖腹自杀，史称“西南战争”。
这场战争惨烈异常，在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将其视为“叛乱”，至今未变。然而，对于叛军首领西乡隆盛，日本人则多敬其私德，认为他仅是与天皇政见不合的英雄人物。西南之役硝烟未散，政府军决战主将谷干城就前往西乡墓前赋诗凭吊，昔日对手胜海舟为之立诗碑。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撰文评论：若以绝对服从政府权威为衡量标准，则因“倒幕”建立的现政权亦属非法。五年后，西乡隆盛之子长大成人，明治天皇亲自出资送其到德国留学。八年后，宫内省次官提议，明治天皇带头，一共两万五千人响应，集资为西乡隆盛建铜像于东京上野公园，至今犹在。
如果说7世纪的唐朝的确给日本提供了师法之楷模的话，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视日本为老师。
日本人向中国学习了两百多年后，又转向西方，逐渐成为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19世纪日本曾经有过攘夷的情况，但一旦开始“脱亚入欧”运动后，在《世纪之交的日本》那幅木刻画所表现的亚洲战争场面里，日本人都魁梧高大，皮肤白皙。
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中国的竞争中，日本产生了影响民族性格形成的理论基础：武士道精神。1716年，山本常朝和田代阵基的《叶隐闻书》，奠定了武士道的基础。
山本常朝出生时，父亲已经七十岁了，他是由自己的大侄子带大的。这名怪才的理论，使日本人综合学习多元文化后，终于产生质变，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性格。以前，日本人视和中国攀亲为荣誉，如桓武朝的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在《群书类从》里就这样介绍：“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者，出自汉高祖皇帝。”
甲午战争中，清朝人的迂腐无能给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年已花甲的吴大澂奏请出关抗战。这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堪称爱国者，他曾在吉林边疆防御沙俄入侵，反对葡萄牙强占澳门和香山七村时，明确站在保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
光绪帝赞扬他“奋勇可嘉，著照所请”。吴大澂得令出征后，便公开发出如下的战斗檄文：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练习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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