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效仿武侯七擒七纵，现实情况又如何呢？1895年3月初，日军接连攻陷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湘军损折大半。3月17日，清廷以吴大澂“言大无实”，撤去其帮办军务，又令他赴京听候处罚。3月28日，在廷臣朝议之后，清廷又改了主意，命湖南巡抚吴大澂“著即赴湖南本任，毋庸来京”。
3月29日，吴大澂写奏折谢恩，对自己的书生意气感到沮丧，“伏念臣一介书生，未经战阵，徒以倭寇猖狂，迫于忠愤，不自量力，愿效驰驱。枪械尚未到齐，训练亦无成效，冀分宵旰之忧勤，罔计军情之利钝，谋之不善，咎实难辞。圣训谆谆，恩旨尚嘉其勇往；私衷惴惴，臣心实昧于机宜。在朝廷，曲于矜全，仍畀以封圻之重任，而夙夜弥深惕厉，更当图报称于将来。一息尚存，敢望补过尽忠之义；四夷未靖，犹切卧薪尝胆之忱”。
近代史上的一大特色，简直让人忍俊不禁：清政府和革命志士都把日本看做靠山。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政府从来都没有打算做任何将中国拉回复兴轨道的事。草田男有诗曰：“回首柳暗花明引泣，但慨初生牛犊无惧。”在中国人看来，这句诗甚至有点儿狗屁不通，日本从近代开始就一直因中国缺乏“无惧”，而产生了民族优越感。
日本人笃信的武士道精神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更多道理可言。山本常朝提道：“很多人说，无目标的死，没有任何意义。但在生死两难时，人哪里知道是否能按照原先的目标去死？以目标来考量生死，就会以死了不值来解脱自己，从此变得怕死。”
他进一步解释说：“报仇很简单，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上去，杀了对手就可以了。如想着万一不能战胜对手，此念一出，就会以对手人多势众来为自己辩解，甚至不了了之。真正的报仇，即便对手上千，只要有见一个杀一个的决心，报仇也可以实现。”
在师法中国的过程中，日本并未全盘中国化，而是仅仅吸取了自己需要的部分，对中国文化中被其判定为“糟粕”的部分，一概拒绝。日本人一直认为，只有强者才能获得上天的护佑，北条时宗坚持不回复蒙古国书，成为日本最伟大的历史篇章。1274年和1281年，日本两次靠台风保佑，在蒙古骑兵在亚欧大陆肆虐之时，得以幸存。
反观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和日军的对抗又体现了什么呢？
一、朝鲜战场
1894年9月15日，日军对中国驻军所在的平壤发起总攻。双方交战仅仅一天，日军就攻进了平壤，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战局的发展体现了坚忍的重要性。本来，日军对左宝贵部实力估计不足，伤亡多于清军。在攻下牡丹台和元武门后，日军已经弹尽粮绝，无力再进一步。此时，中方前线指挥叶志超却被左宝贵战死的消息吓破了胆。他在当天下午四点派出一名朝鲜人，准备以平安道监司的名义投降。日军虽未接受，但当天停止了前进。在叶志超看来是日军同意了自己的投降要求，实际上日军这时也是强弩之末，迫不得已休战。
当晚叶志超不顾众将反对，率军轻装撤退，结果被调度得法的日军趁势劫杀，死伤两千人，被俘数百，远远超过白天和日军正面对抗时的损失。叶志超的举动引起了朝鲜军队的忿恨，他在撤离时，还曾遭遇朝鲜友军的袭击。
最让日本人趾高气扬的是，他们在清军丢下的遗留品中，发现了卫汝贵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这可能是军事史上最荒谬的书信之一。一位将领的妻子处心积虑劝告丈夫保重身体，不要杀敌，首要目的是保全自己回来享清福。日本政府迅速将这封家书大肆宣扬。日军毫无顾忌地追赶清军，直至后者退入中国境内的九连城，此地已经距离平壤五百多里。至此，北洋陆军拱手将朝鲜全境相让。
二、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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