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了《天津条约》的谈判。在签约现场，双方发生了外交礼节上的冲突。耆英建议列维廉预先排练一下“接旨仪式”，主要内容是让对方跪下接受国书。美国佬拒绝了。列维廉说：“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对此，耆英说：“皇上就是上帝！”
在当时的一些西方国家人士中，有些人刻意不让中国人学习国际法。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得知有人欲将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时，扬言要“杀掉对方”。
《万国公法》一书，可视为晚清国际法系统输入的开始。这本书的原名是《国际法原理》（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美国法学家惠顿（）著，初版于1836年，是当时最新、最流行的国际法著作。1862年，丁韪良客居上海，动手翻译此书。丁韪良曾经系统地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均有涉猎。因此，他成为翻译此书的最好人选。第二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建议总理衙门加派四人协助其工作，加快了翻译工作，此书于1864年4月中旬译成。当年，丁韪良在北京开办的教会学堂崇实馆率先刊印，此后又呈请总署大臣作序，于第二年再次印发。
《万国公法》即将出版之际，董恂欣然作序：“是书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云尔。”他写下了“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实际上表明了清朝对国际法的认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大力支持这本书的出版，他认为“这本书会被总理衙门接受的”，并承诺从征收的海关关税中提取白银五百两予以资助。
这比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择其要者学习一二”更系统了。之前，林则徐曾经在广东接触到瑞士法学家瓦特尔（Vattel）的著名国际法著作《万国法》（LeDroitdesGens），并通过广州行商转请美国传教士伯驾节译了其中有关“战争，以及相应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部分内容。
《万国公法》的出现，体现了西方列强试图以国际法说教中国，从而使清朝与欧美列强建立起为他们所认可的国际关系，把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政治意愿。要求中国接受国际法，按照西方的规范行事，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承认列强强加于己的不平等国际关系。但是，和那些不愿意将这种文明体系下的国际法律教给清廷的人士相比，英美两国的做法更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1894年7月16日，日本和英国在伦敦签署了“友好条约”，这一条约使日本基本处于和英国平等的地位。日本外交人士为之作出了二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成功。
近代，日本向国外派驻长驻使节的历史时期与中国非常接近。日本于明治三年（1870年）开始向海外派遣第一批驻外使节，清政府在稍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派出第一批驻外使臣，晚清完结与明治时代结束的时间也基本一致。
但是，日本驻外公使的任用、升黜及其监督，和清廷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明治初年，外务卿（后来称外务大臣）对使臣的影响逐渐扩大。明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实行内阁制度后，颁布各省新的官制，外务省的权限相应扩大了。在使臣的任命上，明治二十六年，外务省进行官制改革，除了承续先前非代理公使饬任和代理公使奏任的差别之外，另外颁布《外交官领事官及书记生任用令》。代理公使的任用纳入外务省考试制度的范围，只是“特命全权公使、弁理公使的任用不受本令规程的限制”（参阅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外务省の百年》）。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修改条约交涉获得初步成功之前，明治政府外交的中心任务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外务大臣定期更替，但是这一中心任务始终不变。驻外公使作为国家外交任务的执行者，在其任职期间，实际上是对主持外交的外务大臣负责。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与主要国家的修约交涉次第成功之后，政府外交的重心转向开战外交，当时的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对驻外公使训示之后，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俄国、奥地利等国的公使都发表了积极对外扩张的主张。日本驻外公使始终是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职业化轨道上正常发展。这种职业化，首先体现在对国际法的驾驭能力上。
当时的中国要实现和日本齐头并进，首先要学会国际法，这方面的学习，体现了近代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识过程和态度变化过程。而诸如朝鲜、琉球等宗藩体系相继倒掉时，不是中国对国际法不知晓，而是国家实力还未达到“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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