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风水先生向慈禧表示，为了保证吉祥，回銮的时间必须确定在1月7日未时。这样，从保定出发的时间就必须确定为早上卯时。这天早上，慈禧和大臣们“不顾天寒地冻和沙尘暴铺天盖地”（莫理循原话），出现在车站。
与历史上诸多统治者一样，清廷对科学的态度谨小慎微。进入19世纪后期，西方世界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但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从秦汉到清朝，最大的科学是“五德终始论”，听起来像“伍德斯托克”。此理论认为，王朝依据五行轮回，各自对应不同的颜色：从女真的黑，到民国的青……每个王朝的最后阶段，统治者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制止这一法则生效的工作上。
当时的中国，忽视基本科学的精神随处可见。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日常生活时间概念很模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至于对年代的记录则有独立的一套“模糊数学”。比如用甲子纪年，六十年一个轮回。这个时间段基本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有效长度，客观上暗示一个人只需关心此生此世。当然，加上皇帝的年号，即便是相同的天干地支年号，后世也能明白具体的年份，只不过需要简单的计算。
且来看看当时的中国人给西方来客的印象吧。一位外国传教士和一个中国人谈话，后者宣称自己住在九十里外，最终传教士发现，实际上这个中国人说的是来回九十里。有一次，一个驿站的邮差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六十里，他抗议说，自己跑过的路段绝对不止这个数目。长官重新测量，发现是八十三里。
让外国人疑惑的距离丈量方式还有很多。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立德（ArchibaldLittle）通过长江三峡时，有一段里程顺水标注九十里，逆水就是一百零二里了。在平地，一里说成两里是寻常的事。比较陡的地方，一里说成五里；很陡峭的地方，一里等于十五里。
不管是如何丈量距离，通过一定空间需要一定时间，这是常识。1880年底，清政府因收回伊犁的问题准备与俄国开战，运输兵员和粮草辎重成了大问题。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经天津进京觐见，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栝则在于急造铁路”。建议借用外资，先建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段，以利漕运。这是清廷官员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建筑铁路构想。
1866年，英国公使请求建筑一条短途铁路，以便把海运至吴淞的货物经铁路运至上海，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75年，英商怡和洋行控制的“吴淞道路公司”将铁路器材从英国运至中国，开始自行筑路。1876年6月，英国人先修成上海至江湾段，7月初该路段正式通车，轨距七百六十二毫米，钢轨每米重十三千克，由一台“先导”号机车牵引客货车辆。建筑期间，沿线居民强烈反对外国人在本国土地上修筑铁路，并捣毁“公司”的江湾办事处（这实际上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开行不过一月，列车不慎轧死一位在铁轨上的行人，更是引发群众事件，“公司”被迫停驶列车。在此背景下，1876年10月，清政府积极运作，与英公使签订了《收买吴淞铁路条款》。但“公司”方面仍继续筑路，直至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完工通车。
1877年9月，清政府终于赎回这条铁路，他们的做法仿佛让英国人看见了活鬼——清廷下旨立即将全路拆毁。负责办理此事的是沈葆桢。他的举动让郭嵩焘大失所望。一年前的2月7日，即将出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拜访翁同龢，郭大谈经世抱负，欲天下皆开煤矿，全中国遍修铁路。他提到，朝廷重臣之中，洞悉洋务者只有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人。精明如郭嵩焘也未能料到，自己看好的沈葆桢，“洞悉洋务”不过也是叶公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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