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贾湖遗址中的出土文物之前，我们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年代。在考古学研究中，确定年代是首要的，并且是必须的。显而易见，只有弄清楚了一个遗址的年代，考古学家们才能够把它放到合适的“坐标”，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析。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才有了参考的基准。
历史时期的墓葬，我们可以根据里面出土的一些文字资料，比如说墓志铭、文献或者是器物上的铭文，将其结合史料记载来判断年代。比如满城汉墓，它的年代就是依照墓中随葬的铜盆上“中山内府”和“卅九”的铭文，再结合史书上有关中山王的记载，最终判断出来是刘胜之墓的。
可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才多长时间呢？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把我们的文献记载追溯到3000年前，然而目前发现的4000多个甲骨文中被释读的不过千余字而已。文字所能够提供的时间尺度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人类几乎99%以上的岁月都是没有文字相伴的，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再到部分的青铜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史前时代。贾湖遗址，就是一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史前遗址。由于没有任何文字信息的参考，史前遗址的年代判别，就必须依靠各种理论方法，从古代人类遗留的物质遗存中提炼和解读出相关的信息来帮助判断。
总体而言，考古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相对年代
顾名思义，相对年代是“相对”的，也就是指年代的先后顺序，这是一个比较出来的结果。在我们无法明确遗址的准确年代时，这是唯一的选择。确定相对年代，主要依靠两个手段：地层学和类型学。
地层学的理论主要来自地质学的灵感，它的核心思想在于地层是“叠压”的，我们可以把地层理解为一层层的灰尘，在没有扰动的情况下，灰尘总是一层一层、从下往上覆盖的，因而下层在时间上永远早于上层。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地层学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类是不断活动的，针对土壤的一些行为，比如耕地、房屋建造、墓葬等，都会扰乱地层，给我们的判断造成干扰。所以如何正确地分辨地层叠压关系，往往需要依赖考古学家的丰富经验。
类型学则有点向生物学借鉴的意味，将器物按照材料、形状或者装饰纹样的特点进行分类、排比，从而得出不同风格的先后演变序列。我们拿手机举个例子，功能手机面世的时间要远早于智能手机，假设千年之后的考古学家发掘了两个不同的遗址，A遗址中只发现了功能手机，而在B遗址中既发现了功能手机，又发现了智能手机，那么通过“类型学”的比较，B遗址的年代要晚于A遗址。
在所有的古代遗物中，考古学家特别喜欢拿陶器作为类型学的依据。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陶器是古代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遗存数量最大的器物，几乎每一个发掘的遗址中都会有陶器出土。而且陶器是极易破碎、损坏的日用品，这也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机会去不断地制作、创造出更多的器型。所以说，陶器大概是各种遗物里面最“敏感”的器物。在类型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考古学家皮特里，当年他的“成名之战”就是利用了尼罗河流域众多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根据它们的形制变化归纳出了一套陶器发展序列。这一套发展序列确定之后，一旦哪个墓葬中发现了一种在这个序列中的陶器，就可以判断这个墓葬的时间先后顺序了。
绝对年代
虽然“相对年代”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个遗址和文物的相对早晚，但这远远不够，考古学家们最希望知道的是它们究竟有多古老，是距今一万年，还是仅仅只有一千年？这个问题，对于史前遗址来说并不容易解决。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二战”中为美国国防部从事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了碳14测年法，才极大地推动了考古遗址绝对年代的测量。利比还因为这项发明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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