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果详细讲起来，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通过考古发现，来纠正一些以往错误的历史学观点。我们就拿埃及金字塔来举个例子。长期以来，民间一直有个误解，金字塔是由希伯来人建造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对金字塔附近的工人居住区和公墓进行了发掘，根据发掘的结果，考古学家认为修建金字塔的劳动大军很可能是由贫苦农民和自耕农以及下层阶级的其他成员组成的，他们利用庄稼收割后的农闲时期做工挣钱，而且待遇不错。除了这种季节性的工人以外，还有几千名修建金字塔的长期专业工人，他们负责指挥劳动、提供技术指导。所以说，金字塔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公共工程项目。
另一个层面，是考古能够补充历史学所不能触及的地方。这一点，在一些考古学新资料的发现上面尤其明显。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塞塔碑和商博良的故事。罗塞塔碑是18世纪末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时候发现的。这是一块刻有铭文的石碑，上面有3种不同的文字。最上面是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部的文字重复了上部的内容，用的是所谓的通俗文字，也就是埃及文的草写体。石碑下部的位置再次重复了上部的内容，用的则是希腊文。
在那个时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经属于“死文字”，没有人能够认得。但几乎每个学者都懂希腊文。才华横溢的法国学者商博良利用罗塞塔碑，破译了埃及的象形文字。他是如何做到的？从我们“马后炮”的视角来看的话，其实很简单，他首先释读了铭文中的希腊文部分，敏锐地注意到了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的名字多次出现。于是，他在埃及象形文字部分寻找重复出现的符号，并最终将其与这两个名字匹配上了。这样的思路，其实很像我们现在密码学的一些原理。无论如何，商博良解开了象形文字的秘密。罗塞塔碑的年代被最终确定在了公元前196年，是献给托勒密五世的。这位本来默默无闻的埃及法老因此出了名。如果不是因为考古发现，这些历史的秘密可能永远不被人所知。
回到满城汉墓，我们要想了解一个真正的血肉丰满的刘胜，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研究墓中的随葬品。
考古学家在墓中，发现了各式各样、各种材质的酒器。比如说在一号墓后室出土的青铜蟠龙纹壶、乳丁纹壶、鸟篆文壶，制作特别精美，估计是刘胜生前钟爱的青铜酒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漆酒器、琉璃酒器等。刘胜墓中出土的琉璃酒器主要是耳杯，这是古代非常常见的用来饮酒的器皿，也叫作“羽觞”“羽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耳杯，底部写了“君幸酒”几个字，也从侧面证明了耳杯饮酒的用途。
在汉代的时候，琉璃器还是比较少见的，而用琉璃制成的酒器就更加少见了。刘胜不惜用珍贵的琉璃材料制作成耳杯，可见他的嗜酒程度。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在墓中象征库房的北耳室中部发现了一批体积硕大的陶酒缸。有一些陶酒缸的肩部上写了一些朱书文字，如“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等。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关键性的信息，第一个是刘胜所藏的酒种类颇多，第二个是这些酒缸的容量不小。《汉书·律历志上》记载：“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也就是说，一石相当于一百二十斤。那么每个陶酒缸中所盛的酒，基本上在一千多斤以上。这里的“斤”，是汉代的度量衡，按照目前学者的研究，汉代的一斤，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50克。换句话说，一千斤就是两百五十千克。每个陶酒缸能储存二百五十千克的酒，这怎么算，都是一笔庞大的量。由此可见，史书评价刘胜好饮酒，还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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