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种起居方式,也就决定了你吃饭只能在席子上进行,不可能一堆人围坐在一起共享食物。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吃饭,首先是席地而坐,面前摆一张低低的小食案,案上再放着一套食具,如果是比较重的食具,就直接放在席子外面的地上。《后汉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隐士梁鸿和妻子孟光非常恩爱,每次梁鸿回家,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然后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尊重。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的人们确实是把食物放在案上的,而且食案不会太大、太重,一般仅限一人使用,所以即使是妇人也能轻易举至额前。
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将这些史书中的故事都具象成了实物。我们在墓中发现了两条竹席、四条草席,发现了六件匕,还发现了长条形的漆案,上面五个小漆盘,一个漆耳杯,两个漆卮,漆盘上还放着一双箸。这很可能就是当时贵族用餐的标准配备。
如果我们来细细分析这些餐具,就会发现汉人饮食的更多细节,比如说,卮是用来盛酒的杯子,为圆筒形,边上有一个把手,跟现在的马克杯有点类似;耳杯则是用来饮酒的器皿,一般上面会写“君幸酒”三个字,代表着“请君饮酒”的意思。这两个器物配合,大致可以反映当时饮酒之风的盛行。《汉书·食货志》中提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又说:“酒食之会,所以行乐也。”无论是日常宴饮还是婚丧嫁娶,都离不开酒,酒的需求量可以说是非常大了。
在汉代,很多名人都是好酒之徒,而且往往以此为荣。比如说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蔡邕,就曾醉卧途中,被人称之为“醉龙”;汉末三国时期的名士孔融,相传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也十分爱喝酒,经常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也。”
除了漆卮、漆耳杯这些饮酒器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盛酒的大型器具,比如说漆锺2件、漆钫4件等,它们的底部分别书写了“石”“四斗”等计量单位,而且器身内还尚存酒类沉渣。根据研究,仅仅这6件酒具,它的容量就达到了70多升,可见当时酒的需求量是多么旺盛。
箸和匕一般是作为进食餐具配合使用的。“箸”,其实就是筷子的古称。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中说,当时民间有一些避讳的风俗,尤其在苏州地区为甚,因为“箸”与“住”“滞”字音接近,而行船讳住,所以就取了反义“快”字,因为“快子”多用竹制成,最后就变成“筷子”了。“匕”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匕首”,而是餐匙。马王堆出土的匕由簸箕形的斗和长柄两部分组成,全身髹漆彩绘,样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勺子。古人进餐的时候,箸和匕分工明确,《礼记·曲礼上》中说:“饭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梜也就是箸,所以说,箸是用来夹菜食的,匕是用来食饭的。虽然我们现在吃饭的时候仍同时使用勺子和筷子,但是它们各自承担的职责却发生了变化。勺子不像古代那样专用于食饭,而是主要用于盛汤;筷子也不仅是夹菜的专用工具,它既可以夹取食物,也用于食饭,与“饭黍毋以箸”的古训完全背道而驰了。
我们再来聊聊汉代的烹调方式。现在我们炒菜做饭,主要是用油炒、煎、炸等方式,但是在汉代的时候,油炒的方式并没有推行开来,人们用得最多的是将肉物菜料一锅煮的方法,这也就出现了“羹”这样的食物。《说文》中“羹”的解释是“五味和羹也”,意思是说羹是五味调和成的肉汤。我们现在也喝羹,但在古代,羹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汉代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就称羹食为“食之主也,自诸侯以下至庶人无等”。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还创造了一个与羹有关的成语:分一杯羹。当时楚汉争霸,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扬言刘邦不投降就杀了他父亲炖成肉羹吃。刘邦回了一句:“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从马王堆墓出土的遣策中,我们发现羹的用途和种类非常之广。所谓的“遣策”,就是当时丧葬时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所以但凡记录在册的,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这些食物是当时常见的,并且是墓主人喜爱的,不然不可能成为随葬品。在遣策中,常见的羹就有夸羹、白羹、巾羹、逢羹和苦羹五大类。而这五大类,又可以细分成很多种,比如说巾羹就是指加了芹菜的肉汤,遣策中列了有狗巾羹、雁巾羹、鲫肉藕巾羹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人对羹的喜爱程度。
由此可见,吃什么、怎么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现在奉为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古代则是另外一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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