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有一位与顾维钧同样出名的人物，其经历甚至比顾维钧更曲折传奇。顾维钧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政坛，而这位是从学界转向政界，从一个历史学家转而成为中国驻苏联、美国大使，这个人就是蒋廷黻。
蒋廷黻是湖南人，在长沙的明德学堂求学后转入益智学堂，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担任文学院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在美国读完中学后，进入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担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胡适一起创立了《独立评论》杂志，更重要的是在1930年代初就出版了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国近代史》，时隔七八十年，他的这本书仍然是今人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本简明扼要、颇有帮助的著作。
1935年，蒋廷黻离开清华大学，进入国民政府，成为行政院的政务处长，第二年又担任驻苏联大使，后来在1945年又担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1961年，又改任驻美国“大使”。
在蒋廷黻之前，驻美国“大使”就是顾维钧，为什么不再让他继续担任？据说，黄蕙兰通过顾维钧的下属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说他搞婚外恋，有损国格，不宜再担任驻美“大使”。可真要说个人婚姻、名声不好等方面的影响，接任的蒋廷黻比顾维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黄蕙兰在谈到顾维钧出轨的时候，特别记录了当时外交界的很多怪现象，她有一句非常严酷的批评：“在我看来，中国男子比其他任何民族的男子更耽于色欲。”
她还举例说：我们夫妻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位大使，比顾维钧大一些，他总是把情妇安排作为他夫人的护士，外出时也带上，终于这个女人有了两个孩子，于是被收房，而这两位女士谁也不觉得难堪，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许多其他中国官员也把自己的情妇带到所驻国，列入人员名册，给他们以秘书或管家的名义，有时某个情妇施加压力，这位官员索性就让他妻子离开，尽管他的妻子是在国务院注册的正牌夫人。然后，他会在一家中餐馆设宴，当众把情妇作为夫人向大家引荐，而她以后就算是正式夫人了。
虽然每个国家的外交官可能都有对待爱情和婚姻不太严肃的地方，但像中国外交官这样公然恣意妄为地处理家庭和婚变情况的，在当时确实比较罕见和骇人听闻。所以，黄蕙兰才愤然讲出“中国男子比其他任何民族的男子更耽于色欲”这句话。
在传记中黄蕙兰提到：外交界的这种做法曾遭到蒋廷黻夫人的抵制。这位女士受过良好教育，英语流畅，但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她一无朋友，二无财产，年轻时她曾出资供丈夫上学，后来丈夫抛弃了她，收了一个管家做夫人。她眼见丈夫无可挽回，就背上一块标语牌站在联合国大厦前向公众宣示，她丈夫犯了重婚罪。她的照片被登在纽约各家报纸上，她在大楼门前等待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向他递交申诉信，诉说自己受到的伤害。叶公超客客气气把信收掉，回到华盛顿中国使馆就嘲笑这位可怜的夫人，说她肩扛标语牌的样子实在太荒唐。黄蕙兰说：“我却不觉得可笑，但也不知道能够为她做些什么。”
这就是黄蕙兰描述的蒋廷黻的婚姻变故。蒋廷黻的原配叫唐玉瑞，和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在抗战胜利前，蒋廷黻在重庆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中国代表，同时也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署长，联合国给了很多物资救济中国、帮助中国。中国拿了这批物资后要发放、监督、核查，回头向联合国报告，这两个职位让蒋廷黻一个人担任，当然是便于工作，但权力也过大了，所以当时蒋廷黻油水很大。在国难期间参加打桥牌、跳舞这些娱乐活动，从中认识了一位叫沈恩钦的女士，她的老公叫沈维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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