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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_梁启超(第10章 说史料(3)) 第(1/3)页

(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馀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环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记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自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瓖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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