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纪传体并时者为编年体。帐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确知也。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苟悦要删之；悦乃撰为《汉纪》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苟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西纪前四○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涑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又甚强。（观《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终莫能夺也。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嘹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馀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元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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