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引入“额外的大量流动性注入、额外的信用货币扩张”，乃是90年代当家人对于解决当日经济困境开出的药方，然而，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依然是世界贸易体系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的看客。充其量，中国仅仅是“日元经济圈”中最低级的成员，承担着为日元经济圈中所有成员提供原材料（如木材）、能源（如石油煤炭）、资源（如稀土）和最初级加工的产品（如纺织品）的角色，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多少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资本论》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话说到了资本的本质上，在这个资本一统天下的世界上，资本的追求仅有一个，那便是利润，如果说还有别的要求的话，那就是更高、乃至于最高的利润。我们反复强调的“HighReturn，LowRisk”（高回报，低风险），也不过是这个原理的衍生而已。
换言之，要想引入大量资本进入中国，必须对国内进行改革，制造出为国际资本带来高回报(HighReturn)甚至是最高回报(HighestReturn)的环境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本国生产要素成本降到全球最低，我们回首当日改革，便会发现，这就是90年代当家人的指导思想。
在当时的改革措施里面，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日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而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终点。
然而，当家人的动作，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效应一环扣一环，而到了最后，竟然溢出中国，波及全球，最终引发全球产业经济版图的全面改写！
这，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
他们不需住房，只需暂时租住一个条件最简陋的住处，因为他们在老家有住房；
他们不需养老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年老之时，将会回归故土和农村；
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他们不需要为子女准备昂贵的城市教育费用，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农村的学校里面凑合——虽然教学质量差，但是花费少。
总而言之，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极低，低到无法再低。
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它们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一点，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
这一“优点”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点，需要美国人说话），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享受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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