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充分建立“好”母亲的信念，这个事实在他染病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战中，A先生在前线参加了一场持久战，他相当成功地摆脱了战争的阴影。他在后来的一次偏远地方旅行的时候染上痢疾，他的信念遭受重创，他的分析表明他的症状又激活了疑病焦虑症，也就是害怕内部“坏”阴茎和下毒排泄物等等。促成发病的原因是他的女房东照看他的做法（我的病人让她照看了一段时间），这个女房东照看得并不好，待他不友善，甚至不给他足够的牛奶和食物，这个经历重新激活已经断掉的所有仇恨和焦虑联想的创伤。除了这些，A先生无意识地完全把女房东的行为当作对他焦虑心理的暗示，亦即世界上再也没有“好”妈妈了，他毫无指望地被置于内部摧毁和外部敌人的境地。他的“好”母亲的信念从来就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个信念没有得到保持，在很多的焦虑情境中没有发生作用，一个本可以帮助他对抗焦虑的好母亲意象的缺失，最终成为他重创的决定因素。
我在A先生的病例中尽力表明，仇恨置换以及担心父亲阴茎对母亲造成破坏的结果是：他非常害怕女人的身体，而且异性吸引力对他的吸引力变得非常小。
选择同性恋
当置换所有怪异可怕的事物至不可见的母亲身体中时，通常都会有一个联想过程，这个过程是同性恋立场完全建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儿童的正常想法是阴茎代表他的自我和他的意识，分别对应超我和身体内在代表的潜意识。他的同性恋态度使得他以自恋方式选择另外一位男性的阴茎作为客体，这个阴茎现在对抗他的阴茎和身体内部带来的所有恐惧。因此，在同性恋中，克服焦虑的方式是自我借由着重强调现实和外部世界，以及所有意识都可见、可知的具体事物，尽力否决、控制和更好地利用潜意识。
在这些情况中，我发现男童在幼儿时代发生过同性恋关系的，他会比较好地调整他的仇恨情绪以及对父亲阴茎的焦虑，以及强化他对“好”阴茎的信念，而且，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他成年后所有同性恋的基础，这些都给他提供了几种确认方式：内化的阴茎以及真实的阴茎既不是他的迫害者也不是母亲的迫害者；他的阴茎不具有破坏性；除非他幼儿时期与兄弟或者别人的性关系被发现并且被赶出家门，否则，他害怕被阉割或者被杀害[50]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想法作为成年人也不会得到允许，因为同性恋行为没有带来任何恶果；他有秘密的同谋和共犯，因为在幼儿时期，他与兄弟或者其他人的性关系意味着两人串通在一起破坏父亲或者母亲或者他们**结合。在他的幻想中，他的伴侣有时会担任父亲的角色，与他一起在性活动中秘密攻击他母亲，以及通过攻击造成父母之间对决；有时候，他会扮演兄弟的角色，与他自己一起发动对母亲和他自己里面的父亲阴茎的攻击。
我认为，通过性行为的方式，这种与另一人结成同盟针对父母的情感（基于施虐**幻想）对幼儿[51]的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情感与偏执机制关系密切，在这种机制运行活跃的时候，儿童将在寻找性取向和客体关系的同谋和共犯中具有强大的偏见。选择母亲与他一起对抗父亲，亦即破坏她里面的阴茎（通过与她**的方式）可能是他选择异性恋位置的必要条件，这种情感可能使得他成年后保持异性恋立场，尽管他有显著的偏执特征。如果他对母亲危险身体的害怕太强大，他对好母亲意象并没有得到发展，他与父亲结成同盟对抗母亲，或者与兄弟联合对抗父母亲的幻想，将有助于他建立同性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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