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为什么要用法律来强化人的深层本能，并不容易。没有任何法律强迫人们吃喝，或者禁止人们将双手置于火中。人们之所以吃喝，之所以将双手本能地远离火源，是出于对自然惩罚而非刑法的恐惧。刑法是通过暴力来制止这些本能的。法律只禁止人们去做本能使他们倾向于做的一切；大自然自身能够惩戒的事情由法律来惩戒，则显多余。因此，我们总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法律禁止的罪行正是许多人在自然倾向的驱使下触犯的罪行。假如没有这种行为倾向则不会有这类犯罪，假如没有这类犯罪又需禁止他们什么呢？因此，我们不必假设由于存在着法律对**的禁止，因而就存在着一种对**的自然反感；我们倒是应该假设存在着一种欲求**的自然本能，并假设如果法律像压抑其他自然本能一样，也压抑了这一本能，那么它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文明人已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对于这些自然本能的满足将有损于社会的普遍利益。”（弗雷泽，1910，第4卷，第97页以下）
弗雷泽的这些论点非常精彩。对此，我还可以补充说，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可以使**的先天反感说完全站不住脚。与之相反，这些成果表明，人类年幼时的最早性兴奋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征，这些冲动受到压抑后，便会发挥出怎么说也不为过的作用，成为今后生活中神经症的动机力量。
可见，将**恐惧解释成先天本能的这种观点必须摒弃。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对法律禁止**的解释似乎也说不上好到哪里。根据这一解释，原始民族很早就注意到近亲繁殖对自己种族的威胁，因此特意采取禁忌。这一理论引起大量的异议。（参见杜克海姆，1898，第33页以下）不仅**禁忌必须早于人类对动物的驯养，从而使人能够观察到近亲繁殖对种族特征的作用；而且即使在今天近亲繁殖的有害结果仍未得到确定，同时也无法轻易在人类身上得到证实。此外，我们对现代蒙昧人所了解的一切都表明，他们最古远的祖先极不可能早已考虑好使其遥远的后裔免遭伤害的问题。说实在的，到这些毫无远见的生灵那里去寻找卫生与优生的动机，真是几近荒唐。他们那短浅的目光是很难看到我们如今的文明。
最后要指出的是，近亲繁殖促使种族衰弱的因素，出于卫生这一实际动机而对之加以禁忌，这似乎不足以解释我们社会中对**的极度憎恶。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与文明人相比，在现代原始氏族中，这种感觉似乎更加敏感、更加强烈。
读者可能已经想到，在此我们又要在社会学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解释中做一取舍了。（在这一语境中，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也许可以被视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动力）。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后我们只能同意弗雷泽的逆来顺受的结论。我们对**恐惧的根源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去什么方向找。对于这个谜，至今所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法都是不尽如人意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一下另一个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的尝试。这一尝试与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种都不同，大概可以称为“历史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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