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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9:自我与本我_(奥)弗洛伊德(第6章 超越快乐原则(6)) 第(3/3)页

但是,我们一经考察魏斯曼关于死亡问题的论述,这种表面上具有重要一致性的现象便消失了。因为魏斯曼只是把必死的躯体和不死的种质之间的区别与多细胞有机体联系起来;在单细胞动物中个体的细胞和生殖的细胞仍然是一回事(魏斯曼,1882,第38页)。因此,他认为,单细胞有机体是潜在不死的;死亡看来只是在多细胞动物中才有。的确,这种高等有机体的死亡是自然的死亡,是死于内部原因的;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生物体的先天性质基础上的(魏斯曼,1884,第84页),不能把它看作是基于生命本性之上的一种绝对必然性(魏斯曼,1882,第33页)。毋宁说,死亡是一件有利的事,是一种对外部生活条件的适应现象;因为,在把有形体的细胞分化成躯体和种质之后,个体寿命的无限制地延长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奢侈。当多细胞有机体的这种分化出现后,死亡就成为可能和变得适当了。从此以后,高等有机体的躯体,在一定时间之后,便由于内部原因而死亡,而原生物仍然是不死的。另一方面,繁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和死亡一起被引进来的;相反,它和(它由此而起源的)成长一样,是生物体的一种原始的属性,自从它在地球上出现之后,生命便持续不断地存在下去。(魏斯曼,1884,第84页以下)

显而易见,以这种方式承认高等有机体具有自然死亡,这对我们的情况并无多大帮助。因为如果死亡是有机体后来获得的一种东西,那么,就不可能认为,这个地球从一开始有生命就存在着死的本能。多细胞有机体可能死于内部原因,因为其分化有缺点或它们的新陈代谢不完善,但是,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却毫无意义。另外,这是一种关于死亡起源的说明,当然比死的本能这个陌生的假设更接近于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

遵循魏斯曼的主张而进行的这种讨论,在我看来,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得出结论性的结果。许多作者已经回到歌德(Goethe,1883)的观点上来了,歌德认为,死亡是繁衍的直接结果。哈特曼(Hartmann,1902,第29页)认为,死尸的出现——即一具已经死去的生物体的一部分——并不是死亡的标准,而应该把死亡定义为“个体发展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说,原生动物也是要死的;对它们来说,死亡一律是和繁衍相一致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被后者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母性动物的全部物质可以被直接传递到年幼的后代中去。

此后不久,研究的兴趣便转向了用实验来检验单细胞有机体,即所谓生物体的不死性。一个名叫伍德拉夫(Woodruff)的美国生物学家曾用一种纤毛虫(infusorian)做实验,这是一种浮游微生物(slipper—animalcule),这种生物用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个体的形式来再生自身;伍德拉夫每一次分离出一个产物,并把它放入新鲜的水里,(当伍德拉夫不再进行实验的时候)他已追踪这种生物繁衍到第3029代。第一代这种浮游微生物的最后一个子孙就像它的最初的祖先一样富有活力;没有任何老化或退化的迹象。这样,如果这些数字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原生动物的不死性似乎可以在实验上得到证明了。

其他实验却获得了不同的结果。和伍德拉夫的发现相反,莫帕斯(Maupas)、卡尔金斯(Calkins)等人发现,这些纤毛虫在分化到一定的数目之后,除非对他们采取某些补救的措施,否则,它就变得衰弱了,形状变小,失去了它的一部分组织,最后便死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原生动物也像高等动物一样,经过一段年老体衰之后,便死掉了——这是和魏斯曼的观点完全矛盾的,魏斯曼认为死亡是生物有机体后来获得的。

谈到这些实验的最后结果,我们注意到,有两个事实似乎能使我们站稳脚跟。

第一,如果有两个微生物,在它们还没有显示出老化的迹象时,能够互相混合,即结合起来(此后不久它们又分离开),那么,它们就不会变老,它们又“返老还童”了。这种结合无疑就是高等动物的性繁殖的原型;到目前为止,它和繁殖还毫无关系,它被局限在和两种个体物质的混合上(即魏斯曼的“两性融合”)。不过,这种结合的恢复性影响也可以用一定形式的刺激、给它们提供的营养液的成分的变化、温度的提高或对它们进行振动来代替。这使我们想起了洛布()的著名实验,他把某些化学刺激物加到海胆卵的身上——产生了通常只有在受精之后才会发生的细胞分裂过程。

第二,纤毛虫由于自己的生命过程的结果而到达一种自然的死亡,这毕竟是有可能的,因为伍德拉夫的发现和其他人的发现之间的矛盾在于,伍德拉夫把每一代都放在新鲜的营养液里。如果他不再这样做了,他观察到的,如同其他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后代就表现出老化的迹象。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微生物被发散到周围**中去的新陈代谢的产物损伤了,这样,他就能够结论性地证明,只有这种特殊的微生物自己的新陈代谢的废物才具有这种致命的后果。因为,如果在种属关系较远的物种的排泄物过分饱和的溶液中,这些同样的微生物就会茁壮地成长着,而如果使它们拥挤在它们自己的营养液中时,它们却必然会死亡。因此,如果让一条纤毛虫独居一处,那么,它就会死于自然死亡,因为它自己的新陈代谢废物没有完全排清(或许一切高等动物最终都是死于同样的无能为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心里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通过研究原生动物的自然死亡,我们在寻求解答这个问题时是否服务于任何良好的目的?这些生物的原始组织可能使在它们身上存在的某些重要的情况不为我们所知,虽然事实上也在它们身上表现出来,但只有在高等动物中才能见到。在这些高等动物身上,它们已经能够获得一种形态学的表现。如果我们放弃形态学的观点,而采取动力学的观点,那么,原生动物自然死亡能否被证明,就变成了一件与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对它们来说,后来被认为是不死的实体,不管怎么说,都还没有和必然死的部分分离开。那种努力把生命导向死亡的本能的力量,在它们身上也可能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了。不过,它们的作用则可能被倾向于保存生命的力量,完全遮蔽住了,以致任何证明它们存在的直接证据都变得难以发现。再者,我们已经知道,生物学家的观察容许我们假设,这种趋向死亡的内部过程也存在于原生动物之中。但是,即便在魏斯曼的意义上证明原生动物是不死的,他关于死亡是一种后来获得的主张,也只适用于死亡的外部现象,对于像趋向死亡这样的过程来说,是不可能做出这类假设来的。

因此,我们期望,生物学或许会直截了当地否认死的本能,但是,我们的这个期望并没有实现。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其他理由,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显然应该继续关注死的本能存在的可能性。魏斯曼的躯体和种质分离,与我们所划分的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之间惊人的类似性仍继续存在,而且还保留着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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