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断定在某些情形下，虽然仅仅是瞬间的，但病人意识中认识到她爱着她的姐夫。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能回想起当她站在姐姐床边的那会儿，她头脑中闪出一种想法：“现在他自由了，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了。”我必须考虑到这些瞬间在我们对所有神经症观点上所产生的意义。对我来说，似乎“防御性癔症”这个概念的本身即意味着至少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瞬间。当不相容的观念即将突然发生时，很清楚，意识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以后不相容的观念及其伴随观念一起被排斥，形成单独的心理症群，追根究源还是与思想的主流有关。否则这种导致排斥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因此，正是这些瞬间被描述为“创伤性的”，也正是在这些瞬间发生了转换，其结果是意识的分裂和癔症的症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一切都指向几个这样的瞬间——散步的情景、早晨的梦幻、洗澡及在她姐姐的床边。甚至可能在治疗中也发生同样性质的新的瞬间。一种类似于最初引入的不相容观念的经历对分离出去的心理症群增加了新的兴奋，因此暂时成功地阻止了转换，这就是可能造成几次这样的创伤性瞬间。而自我参与这突然闪现的观念中，经过进一步的转换后恢复原来的状态。伊丽莎白小姐多次受到姐夫的陪伴，必然特别容易发生新的创伤。就我目前表明的观点来说，我倒宁可说这个病例的创伤史存在于过去的全部之中。
现在我应当转到我所描述的对该病例理解的困难部分。根据分析的证据，我假设为当病人照顾她父亲时发生第一次转换，那时她的责任像一个护士，出现护理与她性欲望的冲突，然后发生典型的事情是在阿尔卑斯山疗养院的意外事件，这导致了疾病的爆发。但从病人的叙述来看，在她护理父亲时和以后，即我描述为“第一阶段”，她没有任何疼痛，也无局部的不适，实际上她曾在父亲生病期间因腿疼而卧床过几天，但是否这次发作已属于癔症仍是个问题。在分析中，无法追溯这些最初的疼痛和心理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可能，实际上可能就是那时她患的是普通的风湿性肌肉疼痛。而即使我们偏向于认为疼痛的第一次发作是当时她因否定性欲思想的结果而导致癔症转换的发生，但事实是疼痛仅仅持续数天后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行为举止在现实中与分析中所表现的似乎不同。她在我称为第一阶段的回忆期间，伴随着她的全部故事是关于父亲的疾病和死亡，关于她与第一个姐夫相处的印象等，并出现疼痛的特征，而在实际体验这些印象时没有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个矛盾，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对这种分析的解释价值可信度吗？
我相信我能这样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假设疼痛——这个转换的产物——在病人体验第一阶段的印象中没有发生，而只是在意外事件后，即在第二阶段，她的思想中再现了那些印象。也就是说，当她的印象是新的时，则转换不与之发生联系，而是与她记忆中的印象发生联系。我甚至相信这样一个意外事件的过程在产生癔症症状中，没什么不寻常的，实际上起着其通常的作用。但由于像这样一个断言是不能自我证实的，所以我愿意提出其他一些病例，使之更显得有理。
我曾经在分析治疗的实际过程中在一位病人身上遇到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癔症症状，这样我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当天即着手消除它。对此，我将插进来这个病例的主要特征。该病例相当简单，但不乏兴趣。
罗莎莉·H小姐，23岁，一个受训练数年的歌唱家。她有副好嗓子，但她抱怨音域中的某些部分不能控制，她有声音哽住和喉咙的阻塞感，所以她的嗓子发音很紧。因此，她的教师至今不准许她在公众场合作为歌唱家亮相，虽然这个缺点仅仅影响了她的中音域，但它不是器官本身的缺陷。这种失调有时完全消失，这时她的教师表示相当满意；但另一些时候，如果她处于稍微的不安宁中，甚至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这种阻塞感会再次出现，于是她的发音受到损害。不难理解这类相当令人厌烦的感觉是癔症的转换。我没有采取步骤去发现事实上是否有声带肌内的某些挛缩。我对这个女孩实施催眠分析的过程中知道其病史的如下情况及以后才知道的病因。她早年失去双亲，被有许多孩子的舅母扶养。结果使她逐渐卷入了这个很不快乐的家庭生活中。她的舅父是一个明显病态的人，蛮横无理地对待妻子和孩子。他伤害他们感情的较特别表现是：公开对家中的仆人们和保姆显示性欲的偏爱，而且孩子愈长大，他愈是表现得令人作呕。她舅母死后，孩子们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受到父亲的压制，此时罗莎莉成了众多孩子的保护人。她认真地担负起了她的责任，她的地位使她要平息所有的冲突，但这需要很大的努力来压抑她对舅父的厌恶和蔑视。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出现了喉咙的阻塞感。每次当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顶嘴或强使自己在面对某种蛮横的诅咒时保持沉默，她感到喉咙里有一种抓搔、一种阻塞感，失去声音，所有这些感觉定位于她的咽喉部，因此干扰着她唱歌。在这种情况下，她要寻找使自己独立的机会是不足为奇的，这样可逃避舅父家每天发生的不安和令人沮丧的经历。有一个很有才能的音乐老师无私地支持她，使她相信自己的嗓音正适合选择歌唱为职业。这时她开始秘密地听他上课。但当她经常因家里发生粗暴情景后仍留下喉咙阻塞感时，就匆匆离开家赶去上声乐课，结果她唱歌和癔症性的感觉异常之间牢固地建立了一种联系——通过唱歌而建立的器官感觉的一种联系。当她正在唱歌时，这些发音器官本应完全受她的控制，却转变成无数被压抑的情绪刺激的宣泄。从这以后，她离开了舅父家，迁居至另一城市，这样做是为了与这个家庭分离。但并没有使她摆脱自己的困难。
这个相貌好、智力不一般的女孩并没有显示其他的癔症症状。
我尽力使她摆脱这种“记忆性癔症”，使她再现所有不安的以往经历，并在此后让她得到心理宣泄。我让她责骂舅父、教训他，告诉他未加任何渲染的实情等，这种治疗对她很好。然而，不幸的是她住在维也纳的情况也不好。她与自己亲戚的关系运气不好。她受到另一个舅父的款待，这个舅父以友好的方式待她；正因为如此，她的舅母不喜欢她。怀疑她丈夫对他的外甥女有较大的兴趣，因此安排她住在维也纳，可以表明对她的讨厌。舅母本人在年轻时被迫放弃当艺术家的愿望，妒忌她能够受到这一方面才能的培养，尽管这女孩并非是自己的愿望，而是她需要独立而做出的决定。罗莎莉在这所房子里感到如此地紧张，不敢大胆地做某些事，例如在她舅母能听得见的范围内唱歌或弹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舅父面前唱歌或弹琴（是她母亲的哥哥、一位年老的男人），因为舅母可能会出现。当我试图扫除这些过去不安宁的痕迹时，又发生了与男女主人关系的新问题，这甚至干扰着我治疗的成功，也带来持久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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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抑制、症状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