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癔症病人的病因是否已详尽无遗了呢？我不这么想。在两次治疗中，我还没有提出我头脑中想的问题，在有可能费力解释该病例之前，这些问题我必须回答。我现在的观点是，在这些年中必然有某些附加的因素恰恰激起了癔症的爆发，考虑到起作用的病因多年前已经存在。也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该病人给我内心深处的所有信息中，完全没有性欲的内容，而这方面毕竟比起其他更易受到伤害，她不可能在这方面的兴奋不留任何痕迹，毫无疑问，她让我听到的是她生活故事已删节的版本。病人的行为举止高雅，外表十分自然，没有过分做作的痕迹。然而，当我考虑她在催眠中告诉我的有关在旅馆里她女仆小小的冒险故事时，我觉得她有保留之处，我不禁怀疑这个如此热情和有强烈情感的女士，如果不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是不会赢得其在克制性欲需求上的胜利。那时，她尽力克制所有本能中这一最强烈的部分，这使她面临严重的精神耗竭。她曾对我承认她不会再结婚，因为从她拥有的大量财产来说，她不可能相信她不感兴趣的求婚者；也因为再结婚会损害她两个女儿的前景而使她自责。
在结束埃米·冯·N夫人的这份病史前，我必须做进一步的评论。布洛伊尔医生和我相当熟悉她，我们认识她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当我们把她的性格与可以回溯到早期的医学界论著和观点所描述的癔症性心理做比较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可笑。我们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研究中懂得最严重类型的癔症与最高天赋和大多脾气古怪的一类人有关。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在历史和文化中，对杰出女人的传记无疑应当写得简单。同样，埃米·冯·N夫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实例，即癔症是怎样与洁白无瑕的品性和自我控制良好的生活方式相容。这位我们渐渐熟悉的女士是一位值得称赞的人，她把道德上的严肃性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她的智力和精力不比男人差，她受到高度的教育和热爱真理给我们两人很深刻的印象，她乐善好施地照顾着所有依赖于她的人，她思想上的谦卑和举止上的文雅也揭示了她本质上是一位真正的女士。描写这样一位女士为“变质”，则是扭曲那个词汇的所有公认的含义。我们应很好地鉴别用在评价人方面的“素质”和“变质”这两个概念，否则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被迫承认人类伟大成就中的大部分归功于“变质”的作用。
我也必须承认我没有从埃米·冯·N夫人的病史中见到让内把癔症起源归因于“心理效能差”。根据他所说，癔症素质形成意识领域中异常的局限（由于遗传变质），从而导致对整个观念群的漠视，以后，至自我解体和形成第二人格。如果是这样，在癔症组成的精神症状群消退后，残存自我也必然较正常自我效能差；实际上，按照让内的看法，癔症的自我受精神圣痕（类似基督殉难时的痕斑——精神分析术语——中译者）的折磨，被定为单一观念，并失去在正常生活中的意志行动。我认为让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由于癔症而发生的意识改变的后效提高到癔症的原发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但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例中没有任何这种效能差的症状。在她处于最糟糕状态的时候，她有着并仍保持着能在大企业管理中起作用，一直注重孩子们的教育，与知识界杰出人士相互通信。简言之，她很好地完成她的义务，以致她的疾病无人察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所有这些涉及相当超常的效率可能不会保持长久，必然会导致衰竭，走向继发性的“精神枯竭”。很可能她这种效率上的紊乱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已开始显现出来，然而也可能严重的癔症病人在衰竭症状出现前已存在多年。
病例三露西·R小姐，30岁 （弗洛伊德）
1892年底，我熟识的一位同事转诊给我他正在治疗的一个病人，这是个有慢性再发化脓性鼻炎的年轻小姐。后来才弄清其疾病顽固存在是由于筛骨骨疡的缘故。近来她主诉的一些新的症状使见识渊博的医生再也不能视为局部感染了。她完全丧失嗅觉，几乎持续受到一二种主观嗅觉的纠缠。她感到这是最令人痛苦的。另外，她感到精力差和疲劳，诉说头有沉痛感、胃口减少，办事失去效率。
这位年轻女士以照管维也纳边缘地区一家工厂总经理的家为生，她不时地在我的诊疗时间来就诊。她是个英国妇女，有着娇美的体质，皮肤有轻度的色素沉着，除了鼻部感染之外，她显得很健康。她最初的陈述与那位医生告诉我的一样。她感到抑郁和疲劳，并遭受主观嗅觉感的折磨。至于癔症症状方面，她表示有相当明显的一般的痛觉缺失；但未丧失触觉感，大致的检查（用手）没有显示视野的局限。她的鼻腔内完全痛觉缺乏，也没有反射；触压敏感，但作为感觉器官，它对特殊的刺激和其他刺激（如氨或醋酸）没有适当的感知。那时她的化脓性鼻粘膜炎正处于改善时期。
我们最初的意图是要弄清这个疾病，为此必须解释她的主观性嗅觉感，因为有反复的幻觉而被看作是慢性的癔症症状。她的抑郁可能受创伤的影响，我们应当有可能发现这些已成为主观性嗅觉的一个客观经历。这个经历也许就是个创伤，使其记忆中出现象征性的反复嗅觉感。可能把这反复的嗅觉上的幻觉与伴随的抑郁一起，考虑为等同于一次癔症发作而更为确切些。而反复幻觉的性质在慢性症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称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个病人身上提出来，因为它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发展着。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嗅觉的主观感觉应假设为有一个特定的来源，是来自于某些非常特殊的真正的对象。
这种预见很快得以实现。当我问她什么样的嗅觉一直使其烦恼时，她答道：“一种烧焦的布丁味。”因此我只需要假设烧焦的布丁味实际上在她的经历中发生过，而这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无疑，把嗅觉选作创伤记忆的象征物是不同寻常的，但对这种选择的解释并不困难。该病人患化脓性鼻炎后，结果她的注意特别集中在鼻和鼻的感觉上。我所知道的这个病人的生活环境局限于她照看着两个没有母亲的儿童身上；他们的母亲在数年前死于一种急病。
因此，我决定把烧焦的布丁味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我将可能在合适的情况下描述这个分析的过程。事实上，本来应当是一次诊治的时候却分成几次进行。因为病人只能在我的诊疗时间来，而我也只能对她花较短的时间。再者，由于她的职责不允许她经常从很远的工厂到我这儿来，因此一次这种讨论常常需要拖延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在短时间内中断谈话，下一次又从同样的话题继续下去。
当我对她尝试催眠术时，露西·R小姐并没有进入催眠状态。因此我是在没有进行催眠，而实际上可能处于与平常稍稍不同的状态下对她做全面的分析。
我将对我的技术程序的这一方面做详细的阐述。1889年，当我参观南锡的诊所时，我听到一位催眠术的老前辈李厄保医生说：“如果我们只是设法使每个病人处于梦游症状态，则催眠治疗会是最有效的治疗。”在伯恩海姆的门诊中，似乎这一技术确实存在，也似乎有可能从伯恩海姆那儿学到这样的技术。但当我试图对自己的病人实践这一技术时，我发现自己的能力至少有严重的局限性，如果我对一个病人三次试行催眠而不成功的话，我就没有诱导催眠的招式了。在我的经验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远低于伯恩海姆所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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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抑制、症状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