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类观察，似乎可以在普通癔症和创伤性神经症之间建立一种类化，从而使我们为扩展创伤性癔症这一概念提供依据。在创伤性神经症中，起作用的病因不是那种微不足道的躯体性伤害，而是恐惧的影响——心理创伤（psychicaltrauma）。通过类比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许多，但不是大多数的癔症症状，其促发因素只能说成是心理创伤。任何一种引起不愉快的经历如恐惧、焦虑、羞惭或身体疼痛，都可起到这种心理创伤的作用，而事实上它是否起作用则很自然地取决于个人受影响的易感程度而定（也取决于以后提到的另一种情况）。在普通癔症病例中，常发生的是许多局部的创伤，而不是单一的重大创伤，构成了一组促发因素。这些病因只有合在一起才产生创伤性作用，而且当它们成为一个痛苦事件的组成成分时，这些因素才结合在一起。在另外一些病例中，或者一个明显微不足道的琐事和真正起作用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或者发生在一个对刺激特别敏感的时候，因而起到创伤的作用，否则它并没有这种作用，而这种情况所产生的作用可延续下去。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心理创伤和癔症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指这种创伤，只是起一个释放症状的诱发因素（agentprovocateur）的作用，而且随后它还可导致症状单独存在下去。我们宁可假设，心理创伤，或更准确地说创伤的记忆，犹如进入身体中的异物，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被看作仍起作用的动因。我们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中找到这个假设的例证，它同时也赋予我们的发现以重大的实用意义。
因为我们起先非常惊奇地发现：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且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感情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不带情感的回忆几乎不产生这种效果。最初发生的心理过程必须尽可能鲜明地重现，必须回复到它的原状，然后予以言语陈述。在我们所要处理的下列诸种刺激现象（**、神经痛和幻觉）中，这些现象以充分的强度再现后，便永久消失。功能丧失诸如瘫痪、麻痹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不过，看不出有暂时的增强。
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里有个潜意识暗示的问题：患者期望这个程序可以解除他的痛苦，正是这种期望，而不是言语陈述成了起作用的因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类病人中的第一个是在1881年，这就是说，是在“暗示方法产生前”的年代。我们曾用这种方法分析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癔症病例，出于不同原因的症状均一一地被消除了。这个观察是通过患者自然的自我催眠（autohypnosis）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使观察者大为惊奇。
我们可把“当原因停止，作用也停止”这一定律反过来，从上述观察得出一个结论，即起决定作用的过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数年内持续发生作用，这不是间接地通过一系列中介性的因果联系，而是直接的释放原因——犹如患者在觉醒的意识中回忆起心理痛苦一样，在这个事件过去很长时间后，患者仍能激起泪腺的分泌。癔症患者主要是遭受记忆恢复（reminiscences）的痛苦。
这么长时间以前经历过的事件还会如此强烈地起作用，这乍一看似乎是反常的，因为我们的记忆毕竟要趋向磨灭过程，而这类事件的记忆却不是如此。以下的考察也许能使这种似乎反常的事稍微好理解些。
记忆消退或情感的丧失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激发这种情感的事件是否有一个强烈的反应。我们这里所理解的“反应”（reaction）包括全部有意和无意的反射，即从流泪到报复行为。正如经验显示给我们的那样，通过这些反应而发泄情感。如果这种反应充分地发生了，则结果是情感的大部分会由此而消失。日常可观察到人们使用这类话，如：“要哭出来”、“要把脾气发出来”。如果这种反应受抑制，则情感仍维系在记忆中。一个已得到补偿的、即使只是口头补偿的伤害，在回忆它时完全不同于那种必须默忍的伤害。语言也反映出这种生理和心理效果上的差异。对那种必须默忍的伤害，典型地称之为“心病”。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反应，例如报复，那么受伤者对创伤的反应倒是起了完全“宣泄”的作用。但语言可起到替代行动的作用，借助于语言的作用，情感几乎能有效地“发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说话本身就是一个适当的反应，例如，对痛苦的隐私用恸哭或低语忏悔。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应，不管是行为上的或言语上的，或只是稍稍地流泪，对这一事件的任何回忆首先是把它的情感保留下来。
然而，“发泄”并非一个经历心理创伤的正常人唯一可用的方法。这种创伤的记忆，纵然未被发泄，也会进入联想的大的情结（complex）中，与其他可能相反的经历一起，受到别的观点的矫正。例如，在一次意外事故后，对危险的记忆和（缓和了的）惊恐的重复出现会与其后所发生的救援和意识到当前安全的记忆联系起来。又如，一个人自卑感的记忆通过正视事实，认识自身价值等而得以矫正。一个正常人可以通过联想过程这样的途径而使与事件伴发的情感趋于消失。
对此，我们应补充印象的一般性消退，我们把记忆的消失称为“遗忘”（forgetting），特别是那些不再起情感作用的观念的磨灭。
另一方面，我们的观察表明那些成为癔症现象的决定因素的记忆，长时期地以惊人的鲜明程度，而且带着其全部的情感色彩保持下来。然而，我们还必须指出另一将在后面说明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即这些记忆和患者过去生活的别的记忆不同，即它们不在患者的支配之下。相反地，当患者处于正常心理状态时，这些经历完全不在他们的记忆中，或只是以非常简略的形式存在于记忆中。只有在催眠状态下询问患者时，这些记忆才像最近的事件那样鲜明地呈现出来。
例如，我们的一位患者有6个月之久，在催眠下以幻觉形式鲜明地再现了在前一年（癔病发作期间）的同一天使她兴奋的每一件事。她的母亲保存着一本她所不知的日记，该日记证明了再现是完整的。另一位患者，部分在催眠下，部分在自发的癔病发作下，能把自己10年前患癔症性精神病时的所有事件以幻觉的形式清晰地重现出来，而这些事件的大部分在重视以前已被忘掉。还有一些具有病因学重要意义的记忆可令人惊奇地完整保持15~25年，而且具有相当的感受力，当他们重现时，含有产生新的经验那样全部的情感力量。
这只能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即这些记忆是上面讨论过的那些记忆的消磨过程的一种例外情况。这就是说，这些相应于创伤的记忆似乎没有充分地发泄；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去寻找那些阻碍发泄的原因，我们至少发现有两类情况使创伤的反应不能出现。
第一类情况是因为创伤对反应有排斥性，这使患者对心理创伤无反应。例如一个所爱的人死去显然是无可补偿的事，或者社会情境不能产生一种反应，或者这是患者希望忘却的事情，因此有意从他的意识的思想中压抑着，即抑制和压制住。在催眠状态下，我们发现正是这类困苦事件（如修士和修女、禁欲妇女、教养过严的儿童的癔症性谵语）是癔症现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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