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文艺有特别的修养，他专门研究了一些诗歌、戏剧、雕刻和绘画，发表了一系列对艺术家进行精神分析的作品。如《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作家与白日梦》（1908）、《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1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以及分析莎士比亚（如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麦克白、哈姆雷特及查理三世）、歌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E.T.A.霍夫曼等名人作品的文章。由于弗洛伊德沟通了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创作活动的深入发展，因而弗洛伊德于1930年荣获歌德文学奖金。
法兰克福市长在颁奖颂词中写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启了理解灵魂驱力的道路，也因此创造了认知文化形态之产生和其建构的可能性，以及治疗其中若干病症的可能性。”颂词继续提到：“精神分析理论不只激起了丰富的医学科学内涵，同时还丰富了包括艺术家、神职人员、历史学家以及教育家的心灵世界”。
1931年弗洛伊德75岁寿辰时，贺信如“洪水一般”，住宅被鲜花淹没。德国精神医学界召开了研讨会，纽约举行了庆祝活动，并在给弗洛伊德的贺电中写着：“您这位勇敢的探险家发现了自我之下隐没的大陆，且给予科学与生命新的方向。”同年，弗洛伊德的故乡弗莱堡市为他立了铜牌，弗洛伊德在给该市市长的感谢中，简短地重温了他生命的变化历程，深深地触及了他心智当中最私密的层面，说出了他无法被压抑的欲求，渴望着去爱慕年轻美丽母亲的那段时光，渴望着逃离他年老的父亲。
此时，弗洛伊德已誉满全球。到了1936年，弗洛伊德80寿辰时，在连续六个星期中，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电报，其中包括托马斯·曼、朱利·罗曼、罗曼·罗兰、威尔斯、茨威格、沃尔夫夫人等191名作家、艺术家集体署名的礼状，整个屋内馈赠光盈，庆祝会也非常盛大，但弗洛伊德因病没有出席。在写给茨威格的道谢函中，弗洛伊德表示：“尽管在生日当天，在妻子和子女的陪伴下，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快乐，但仍无法对伴随老迈而来的体衰与无能泰然处之，所以我望在会以类似渴望的心情等待着转化为非存有的到来。”托马斯·曼也写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与未来》的文章，祝贺他的80大寿。同一个月，弗洛伊德获得了一项让他有最大满足感的荣誉，一个比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身份更大的殊荣：他膺选为排他性一向很高、名字经常与牛顿（SirIsaacNewton）和达尔文连在一起的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member）。
六、坎坷晚年
弗洛伊德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理性价值时，认为它的“力量在于富有远见地指出了人们的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伦理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又说：“马克思主义‘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沉淀物’、‘对思想的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显然，这反映了弗洛伊德对马克思主义的不理解及其政治态度的局限性。
但是，弗洛伊德在对纳粹德国的态度上则是爱国的、进步的。1933年5月10日，五千名佩带纳粹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两千本书，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当弗洛伊德听到他的书被化为灰烬时说：“我们进步有多么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的；在今天，他们只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纳粹德国不仅要把弗洛伊德的书全部化为灰烬，而且还妄图消灭所有精神分析学家。1934年，一切有远见的犹太血统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已逃离了德国。
此时，正处于癌症晚期的弗洛伊德，年迈体衰，负担甚重，谢绝了朋友们的忠告，坚持留在维也纳。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国，弗洛伊德的家立即遭到纳粹党的**，如银行存款被冻结，出版社被取缔，家里钱被掠走，小女儿安娜被逮捕，四个妹妹被杀害。
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并入德国的版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弗洛伊德不得不决定离开奥国。此时，弗洛伊德给他在伦敦的儿子恩斯特的信中写道：“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这时，纳粹政权提出，弗洛伊德在未把当时还没有售出的书从瑞士带回烧毁以前，不准他离开。在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的干预下，通过美国驻法大使、美国驻德大使及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的调停和他的学生、患者的帮助，玛丽娅·波拿巴（MariaBuonaparte）公主付给纳粹25万先令，弗洛伊德才被纳粹准许离开奥国。
弗洛伊德全家逃到了英国伦敦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和关照，几乎每天都收到许多慰问信和电报，有的信封上只写着“伦敦弗洛伊德”几个字，但也能准确无误地将信送到弗洛伊德的住处。
英国社会名流纷纷登门拜访，其中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asperMalinowski，1884~1942）等。英国社会科学院还专门做出决议，对弗洛伊德来英表示热烈欢迎。英国国王也亲自访问了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SirAlbertSeward）、赫尔（）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GriffithDavies）还带了英国皇家学会自1660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签名留念。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此时，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时刻想念着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给艾丁根的信中写道：“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
1939年初，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日益严重。他16年来已动过33次手术，口盖和上颚全部被切除，下颚已全部溃烂，虽然做了外科补形手术，但是说话异常困难，别人也听不懂，万分痛苦。尽管如此，真到去世前几周，他还坚持给病人做精神分析，撰写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重要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他晚年还有一些创作宿愿，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
1939年9月19日，弗洛伊德已奄奄一息。当琼斯去探望弗洛伊德时，他伸出手与琼斯握了握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琼斯告别。
逝世前几年，弗洛伊德曾和他的私人医生舒尔（MaxSchur）约定，当那个时候到来时请不要让他受不必要的痛苦，以实现安乐死。1939年9月21日，弗洛伊德又提醒舒尔注意一下早先的谈话。他说：“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不背约。现在却毫无意义地折磨着我。”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弗洛伊德的手，并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9月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2毫克吗啡，12小时又注射了一次，然后弗洛伊德就睡了过去，于1939年9月23日凌晨，弗洛伊德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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