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2年的《湖南地理志》对发汗一词做了解释，其中记载：“制茶之套语，发酵称为发汗。”“二介茶”近乎于范和钧所讲的“高品”，是在芒种到大暑期间采摘的夏茶。
从谭方之的记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传统普洱茶的杀青是高温杀青，为了顺利发酵，揉捻也比现在要重很多。其制法与范和钧的记载基本一致。仅仅在揉捻后的晒青干燥上，略有区别。范和钧说：“次日即晒之太阳之下。”这说明那时的普洱茶制作，与安化黑茶的堆闷有了相似之处，让茶青经过轻微发酵之后，再去晒干兜卖。
行文至此，我们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民国前后的文人们，会认为普洱茶“性温味厚”了？我所见到的早期同庆号的老茶饼里，其内飞上印有 “水味红浓而芬香”，并没有越陈越香的字样。这些不经意的、诸如此类的点滴记述，同时也证明了那些所谓的“改造茶”，在其前期，一定会存在着一个渥堆发酵的过程；其后期，也存在着一个非常明确的后氧化、发酵过程，故而汤红浓，味醇香，自然就不同于现在的茶性苦寒的普洱生茶了。此处的“性温”，是相对生茶而言的。通过氧化、发酵，茶的汤色变红了，这是多酚类物质发生了氧化所致，生成了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汤色红是一种暖色，让人有温暖感，其实这是视觉造成的对茶性判断的错觉。黑茶类通过氧化、发酵，生成了更多的茶红素、茶褐素，后期随着这类色素含量的不断增加，相应地减少了茶汤中游离咖啡碱的含量，故茶汤的苦涩度减少了，刺激性降低了，茶性可能会变得相对温和一些，但其本质仍然是寒性的。
普洱茶作为贡茶，是在清代雍正七年、普洱府成立以后的事情。由此可以证实，早已存在于民间交易的普洱茶，是渥堆发酵了的粗茶或改造茶，其性质，不同于作为贡茶的蒸而成团的细茶或嫩蕊等，更不同于今天的普洱生茶。普洱茶有饼、砖、坨、散之分，七子饼茶的问世，源于云南茶法规定的计量方便之需。但在当时，也存在类似六堡茶、湖南黑茶的筑茶方式。近代，李拂一撰写的《佛海茶区概况》一书中，记载了初制茶在装入竹篮以前，须得湿以少许水分，在竹篮四周，范以箬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遵绿茶之法制造的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李拂一把这类茶叶统称为散茶，依据散茶品质的不同，商家再进一步加工为圆茶、砖茶、紧茶等。从李拂一的记载可知，从清代到民国，大量以粗茶为主的改造茶，基本上都存在着湿热条件下的渥堆和后发酵现象。
关于潮水渥堆的制茶工艺的存在，民国时期，在佛海茶厂的创办者范和钧先生的调查文字中，也可以得到佐证。他说：“盖须潮水使其发酵，生香且柔软便于揉制，潮时将捡好茶三四篮（约150斤）铺地板上，成团者揉散之，取水三喷壶匀洒叶上，然后用耙用脚翻转匀拌，又再铺平，洒水搅拌至三次为止。大约每百斤茶用水三十余斤，潮毕则堆积一隅，使其发酵，皮面易被风干，故须时加以水，曰被单水，水量为一壶半。如为细茶，则所需水量较少。”他又说：“潮工非熟练不能胜任，水量过多，则茶面易于粘带破烂，且干后收缩，茶身变小不合卖相，过少则揉时伤手，且分量太重，不适包装运输。”
在阮福的《普洱茶记》中，还详细记录了进贡之茶的名色： “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从阮福对贡茶的描述可以读出，头春的芽蕊毛尖，有的蒸而成团，有的密封瓶装，共同作为贡品。在这些贡品中，等级最高的芽茶和蕊茶，需要瓶装蜡封，以防茶品受潮变质，这就证明，当时最高级的普洱贡茶，仍是典型的绿茶。
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说：“皇宫里，夏喝龙井，冬饮普洱。”这里的“普洱”，是特指云南进贡的未经发酵的、等级较高的细嫩绿茶。团茶在清宫一般煮奶茶用，芽茶、蕊茶等散茶一般配合茶果、花草饮用。康熙年间，查慎行有诗记述过满人饮用普洱茶的场景，其诗曰：“猩猩贴地坐铺毡，红点酥油一样鲜。普洱团茶煎百沸，偏提分赐马蹄前。”这一点，与阮福《普洱茶记》的记载：“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是可以互相解释的。京师皇家尤为重视的，是“味最酽”的、未经发酵的、滋味比较浓烈的普洱生茶。除了贡茶之外，茶山里等级较低的、80%左右的粗茶或夏秋茶，只有通过潮水或渥堆，任其发酵和陈化后，用于民间贩卖交易。经过发酵的茶，可溶解糖类与果胶含量较高，故才有“味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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