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正年间，崇安县令刘埥在《片刻余闲集》中说：“武夷茶，高下共分二种，二种之中，又各分高下数种。其生于山上岩间者，名岩茶，其种于山外地内中，名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则紫毫，次则芽茶。凡岩茶，皆各岩僧道采摘焙制，远近贾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购觅，市中无售者。洲茶皆民间挑卖，行铺收买。”刘埥记录的是自己于茶山的所闻所见，颇为真实和详尽。文中的“小种”，是专指小品种的武夷岩茶，而非今天的正山小种红茶；同样，记载中的“白毫”，也并非是白毫银针，它与莲子心一样都属于绿茶。《随见录》这样描述过白毫：“至洲茶中，采回时，逐片择其背上有白毛者，另炒另焙，谓之白毫，又叫寿星眉。”叶片白毫多的，即是比较嫩的叶片。王梓在《茶说》中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他说：“至于莲子心、白毫等洲茶，往往熏以木兰花香，其品质远不及岩茶。”当然，在清代文献中的白毫比较混乱，有时指白茶，有时指绿茶，而在外销茶中的“白毫”，一般是指红茶。
从文中可以看出，经过“景泰年间 茶久荒”后，清代的正岩茶园相对较少，正岩茶的产量也没多少，在市场上很难觅到，尤其是真正的“老树小种”。此景象与今天的市况有些雷同。现在新增的很多茶园，过去曾是茶农的菜地、稻田，或是山涧荒坡。近几十年，新垦的茶园面积，也比过去增加了数倍。即便如此，要寻找一泡上佳的正岩茶，仍需睁开一双慧眼。
牛栏坑核心区的盆景式老茶园
北宋，范仲淹的“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轼的“武夷溪边粟粒茶，前丁后蔡相笼加”，指的是流经武夷山脉的建溪，而非武夷山的九曲溪。南宋陆游曾赋诗曰：“建溪官茶天下绝。”武夷茶成为贡茶，是在元代初期。明代嘉靖三十六年，建宁郡守钱业因本山茶枯，武夷山制茶技术又差，于是奏上由延平茶区来取代武夷贡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崇安殷令，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这才为武夷岩茶的诞生，创造了可能的技术条件。为什么说武夷山当时的制茶技术较差呢？我们来看看武夷山临近的松溪县，早在嘉靖年间编制的《松溪县志》里，已经有松萝茶的记载了，其中写道：“叶以谷雨前采者，制为松萝。”
自从武夷岩茶在明末清初诞生以后，尤其是在细斟慢饮的工夫茶的推动下，茶商开始推崇名岩、名丛的造势，于是茶农便在武夷山的悬崖绝壁、深坑巨谷中，利用岩凹、石隙、石缝，沿边砌筑石岸，构筑了今天所见到的别具特色的“盆栽式”茶园。
我在调查中发现，1949年以前的近百家岩茶厂，基本为下府（厦门、漳州、泉州等地）、潮汕、广州等茶商所控制，当时的交易市场，已由下梅转移到赤石。那时的茶农，多为被茶商常年雇佣着的江西上饶和铅山的移民，茶农们一年四季管理着茶园，也担负着武夷岩茶的采摘、制作、加工等重任。精制后的岩茶，经闽南和广东，一部分在厦门、晋江、漳州、潮汕等地自销，但大部分要销往南洋诸岛及欧美国家，购买者多为华侨，因此，武夷岩茶一直就是著名的“侨销茶”。此处还要注意，大部分销往湿热的东南亚地区的武夷岩茶，首当其冲的是，需要耐得住远距离、长时间的运输而不受潮变质，这是武夷岩茶相比其他乌龙茶类焙火更重更透的根本原因。困于过去包装材料的落后，旧时茶叶的储存、密封防潮，本是个很棘手的难题。局限于民国前后的岩茶制作工艺，如果茶青焙火不透或成品茶的含水率较高，运输中的岩茶，即便密封于锡器内，或不处在潮湿的环境里，也会在短时间内容易返青或变质。长途运输的特点，及其华侨们的反复的反馈要求，促进了武夷岩茶独特的焙火工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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