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番漂亮的论证！因为你只想告诉我精神分析关于神经症病因的看法，以便接下去说自我是如何对抗它的，所以，我将照你的意思不去多加批评。我也许会有许多问题想问，过会儿我会提问的。此刻，我很想顺着你的思路，提出一个我自己的理论。你已解释了外部世界、自我、本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那依赖外部世界的自我针对本我的反抗。如果自我做出相反的举动，是否也可以理解呢？也就是说，在这种冲突中，自我为本我服务，抗拒外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以我对精神病观点本质的非专业的观点看，我认为自我的这种矛盾应该是导致精神病的决定因素。自我这种脱离现实的转变才是精神病的本质。”
是的，我自己也已想到这种可能性。虽然，要证实这个疑点需要对一些高度复杂的因素进行讨论，但我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与事实相符。神经症和精神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们在某些决定性方面仍有所区别，这取决于在这种冲突中自我倾向哪一方。在这两例病症中，本我会保持它盲目顽固的特性。
“好，继续往下说，你的理论对神经症的治疗作何暗示？”
现在让我来描述我的治疗目标是容易的。我们尽力去恢复自我，消除对它的抑制，让它重新控制本我——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压抑中，自我已失去了对本我的控制。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才进行精神分析，我们的整个技术都是针对这个目的的。我们必须找到已建构的压抑，促使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矫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是企图逃避。既然这些压抑在童年早期业已形成，那么分析工作也就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期的那个时候。过去的冲突大部分已被忘记，所以我们尽全力让病人回忆起这些冲突。我们了解这些冲突环境的途径是由病人的症状、梦和自由联想提供的。但是那些冲突都须经过解释——翻译，因为在本我的心理影响下，它们已经构建出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病人须经过内心的搏斗才告诉我们的任何联想、思想和记忆，都是与被压抑的东西或者被压抑东西的衍生物有关的。通过鼓励病人放下顾虑，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正指导他的自我克服企图逃避的倾向，去承认对被压抑的东西的解决。最后，如果他能成功地在记忆中回想起被压抑的情况，他将因合作而得奖励。压抑前后的岁数上的差别会对他有利；孩子时的自我因恐惧而逃避的那件事对成年人和强大了的自我来说都只不过是孩子的游戏罢了。
四
“这半天你所告诉我的每件事都属于心理学范畴。听起来有些陌生、难懂，也有点模糊。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纯’心理学了。迄今为止，我对你的精神分析了解很少，但我听传闻讲，你所从事的研究根本与精神分析无关。你一直未能谈及此类正题。这让我觉得你是在有意隐瞒什么事情。我还有另一个疑点，我不想隐瞒它。毕竟，如你所说，神经症是精神生活的失调。那么，像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理想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对那些意识深处的障碍不起任何作用，这可能吗？”
这么说你是觉得我们将把最低级的意识与最高级的意识的考虑撇在了我们的讨论之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目前阶段还没考虑到心理生活的内容。现在请允许我也打断你一次，让我们之间的谈话暂停一下。我给你讲了这么多关于心理学的问题，因为我想让你在头脑中有这样的印象：精神分析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心理学是仅限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为外行所不知。因此，一个精神分析者首先必须学习这种心理学，这种深蕴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或者至少该学习当今人们已了解的这种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这种心理学知识作为我们以后立论的基础。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你所提及的“纯”意指什么呢？
“噢，有关报告一般都说在分析中详细地讨论**中最隐私和最肮脏的事。如果那是真的——我从你的心理学论述中推断不出那样做的必要性——那将有利于说明应该把治疗限制在医生的范围。人们怎么肯把自己的隐私处理权交给那些自己不相信其判断力而其人格又没有保障的人呢？”
医生确确实实在性的领域内享有一定特权，他们甚至被允许去检查人们的**。当然啦，在东方国家不允许这样做。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也曾反对医生的这一特权（你知道我所提的那些改革者是指哪些人）。但是，首先你应知道在精神分析中是否真的存在这种特权，和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是的，在精神分析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权。
这种特权的存在是必要的，首先，因为分析是完全建立在公正、坦率基础之上的。比方说，政府要十分详细和公开地讨论财政状况，而平民百姓谁都不让知道，即使他不是竞争者或征税者。对公正坦率的绝对要求也给分析家施加了一个严肃的道德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持异议，事实上，我自己也同意这种观点。特权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探讨神经症成因和突发因素时，来自**的影响因素起的作用十分重要和主要，也许可以说是十分特殊。除了与病人及病人提供的素材保持密切联系以外，精神分析还能做什么呢？分析医生从不把病人引诱到**方面去。他不会一开口就对病人说：“我们来谈谈你**中的隐情！”只有当病人自己喜欢谈时，医生才能有机会倾听；反之，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病人自己提及性的事情。我过去也常提醒我的学生：“我们的反对者告诉我们只可接手那些与性无关的病例。我们要小心，别把性因素引入我们的分析中来。否则，我们将无缘发现这样一个与性无关的病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与性无关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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