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的解释，尽管仍然能够质疑，什么动机促使雕塑家选择摩西这个人物，这个经过大幅度改造过的摩西，来作为朱利叶斯二世陵墓的装饰？许多人持这种观点：这些动机可以从教皇的性格中，从米开郎基罗与他的关系中找到。在这一点上朱利叶斯二世和米开朗基罗有类似之处：他们都想实现伟大辉煌的目标，特别是在宏伟的设想方面。朱利叶斯二世是一位果敢坚定的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在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下统一意大利。他想独自奋斗，一心想把几百年来没有发生的奇迹变成事实，后来通过联合外国武装才了其夙愿。在任教皇的短暂时间里，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并采取了些过激的暴力手段。他欣赏米开朗基罗和他同属一个类型，但他却动辄发怒，根本不去考虑别人，这使得艺术家变得机警谨慎。艺术家本人也感到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意志力，作为一个更为内省的思想家，他可能还预感到了他们两人命中注定要遭受失败。于是他在教皇的陵墓上雕刻了他的摩西，以示对死去的教皇的谴责，同时也作为对自己的告诫。通过这样的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艺术家使自己的人性得到了升华。
（第四章）
1863年，英国人沃特基斯·劳埃德（WatkissLloyd）专门就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写了一本小册子。我有幸得到了这本长达46页的册子，怀着复杂的心情读完了它。我再次有机会亲身体验，即使是在一个极其严肃的事业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里仍会不渗入多么无谓和幼稚的动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遗憾，那位作者居然会先知先觉我的那么多想法，这些想法对我来说很珍贵，因为那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作者对我的想法的意外证实中得到愉快。然而，在重要之外我们的观点却存在分歧。
劳埃德首先谈到，一般人对雕像的描述是不正确的，摩西不是正要站起来——右手没在抓胡须，只有右食指放在胡须上。有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劳埃德也承认，只有通过假设出前一个动作（这一动作是没有表现出来的），才能解释现在所刻画的姿势。左边的胡须被拉向右边，表明右手同左边的胡须先前曾自然而亲密地接触过。他提出另一种追溯手同胡须的早先接触的方法，按照他的看法，右手并没有插进胡须，而胡须一直就在现在手放的地方。他说，我们必须想象一下，雕像的头部在突然受到干扰之前是转向右边的，当时他的右手和现在一样，握着法版。法版对手掌的压力使得手指在飘洒的绺绺胡须下自然张开，头部突然转向另一边，致使一部分胡须被静止的手绊了一下留住片刻，形成了胡须的卷曲缠绕，可以看作是运动轨迹的标志——用劳埃德自己的话说是“痕迹”。
在抛弃另一种可能性，即右手同左边的胡须曾有过接触的思考，影响劳埃德思维的一种考虑竟与我们的那种考虑如此接近。他说，就这位先知而言，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候也不可能伸出右手把胡须拉向右边。因为那样做会使他的手指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再者，这种动作将导致法版下滑，因为它们仅仅靠右臂压力的支撑——除非摩西在最后时刻去奋力拯救它们。我们认为，“它们被如此笨拙的姿势抓住，这样想象的本身也是亵渎的行为了。”
很容易发现这位作者忽略了什么。他正确地将胡子反常之处解释为标志前期的动作，但是他忘记了用同样的方法对法版《十诫》位置的反常细节做出解释。他考证的仅仅是与胡须有关的资料，而没对那些与法版《十诫》相关的细节进行考证，他认为法版的位置未曾变化。这样，他就关闭了认知之门，没能形成与我们的观念类似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是，通过考证某些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得到关乎整个形象的意义和目标的意想不到的解释。
但是，倘若我们俩都误入歧途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采取过于严肃、极度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艺术家并不在乎的细节，这些细节是他随意加入，或者为某种纯形式的考虑来设计，并不带有任何潜藏的意图，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同许多诠释家的运气一样，自以为把问题看得很清楚，而艺术家却有意无意都没想要表现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说不上来。我说不出是否有理由相信米开朗基罗——一位在其作品里蕴涵了那么多思想的艺术家——如此执著地追求精确。尤其是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对我们讨论的雕像上醒目而奇特的特征做出上述假设。最后，或许我们可谦虚地指出，艺术家和诠释家应共同为这件作品的朦胧负责。米开朗基罗在创作中经常走向艺术表现允许范围的最极端，如果说他的目的就是想在激烈感情发泄后的平静中，显示感情奔放过程的话，那么或许他在摩西像的创作中并没有完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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