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集中谈一下：全部情况的关键点和中心点是“自我”组织的相对强度。我们将发现完成我们关于病因的调查是很容易的。我们已经知道，儿童期“自我”的虚弱、对付早期性冲动的任务和童年期或多或少的偶然经历的影响，是神经机能疾病的一般性原因。但童年生活以前的其他因素是否也起作用呢？例如，本我中的先天力量和不守规矩，从一开始就使“自我”的任务更加艰难，或者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自我”的发展特别虚弱。这些因素必然显示出病因学方面的重要性。在某些病例中，它们还是先验因素。我们一直都是认真对付“本我”的本能力量，如果它已发展过度，治愈的前景将不妙。我们对自我的抑制发展成因仍知之甚少。它们将发展成具有素质基础的神经症。没有这种素质的先天获得的因素的诱发，神经症几乎肯定不会发生。
但如果“自我”的相对虚弱是神经症产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以后的一次躯体疾病也能诱发神经症，假如它能使“自我”变弱的话。这种现象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这种类型的躯体疾病会影响“本我”的本能生活，而且使本能的力量增长到超过“自我”所能控制的极限。在妇女身上，每月的行经与断经的交替出现可能就是这种过程的正常模式。再者，一般的躯体疾病——神经中枢器官的器质性疾病——可以损害心理器官的营养状况，迫使心理器官减弱其功能，遏制其更精细的工作，而这精细工作之一就是维持“自我”的组织。在所有这些神经症病例中，症状表现大致都是相同的，它们总是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但正如我们了解的，它们变化多，病因复杂。
“你使我愉快多了！你讲话终于像个医生了。现在我希望你承认像神经症这样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只能由医生来处理。”
我担心你离题太远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症状，所关心的是分析中的治疗过程。我允许——不，我坚持——对于每个需要分析的病例都先应由医生来诊断。幸运的是，我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神经症病例都属精神发生的性质，与病理原因无关。一旦医生作了诊断，他就可以将这一治疗放心地转交给一个非专业的精神分析家。在我们的精神分析学会里，常常是这样的。由于医学界与非医学界人员的亲密合作，所担心的失误可以完全避免。如有意外，分析家必须求得医生的帮助。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症状——特别是躯体症状——多半经常会出现。关于这一点，有人怀疑这些症状应属于神经症还是与内部它们独立的器质性疾病相关联。这时，也必须再次由医生来作出判断。
“这就是说在分析过程中，非专业分析家是不能离开医生的。”这又是一个反对非专业人员分析的新鲜见解。
不。这个见解并不是出于上述理由，因为在分析中，专业分析家不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不太理解这一点。”有这么一条技术规则：在治疗中如出现值得怀疑的症状，那么分析家不能依自己的判断来证明，而要听非精神分析专业的医生所提供的报告——或许是一位门诊内科医生的报告——即使这位分析者自己就是一位医生，且精通医术。
“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一个在我看来如此不适宜的规则呢？”
这不是不适宜，有多种原因要这么做。首先，由同样一个人来做躯体治疗和心理治疗不是一个好办法；其次，由于移情的关系，分析家为病人做身体检查并不合适；再次，既然分析家的浓厚兴趣是强烈地指向心理因素的，那他就有一切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带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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