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非常明了你对非专业人员实施精神分析的态度了。你认为必须有非专业分析者，因你不能指出他们工作中的不当之处。你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开脱，使他们更易立足。但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非专业分析者不可？他们毕竟只能成为二流的治疗家。就我而言，我已准备好把少数已被训练成分析者的非专业人员做个例外来特殊对待。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培训出的新分析者，因为训练机构没执行义务去训练更多的非专业人员。”
假如可以证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互相牵制的话，我同意你的说法。我想你会同意这些利益主要有三种：病人的利益、医生的利益和最后但并非不是不重要的——科学的利益，它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未来病人的利益。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三种利益。
首先看病人的利益。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只要他被误解的疾病危险在治疗前或治疗过程中被及时的医学报告排除了，那分析者是不是医生对他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则是分析者应该具备让病人信任的个人素质，他应该具备知识、悟性和能够使他胜任工作的经验积累。假如病人知道分析者不是医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医生的帮助都不能工作，这会被认为有损于分析者的权威形象。当然，我们从不忘记告诉病人分析者的资历。我们能使自己坚信职业偏见不会在病人身上产生共鸣，患者乐于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治疗。顺便提一下这种治疗。很久以前是被医学界压制的，现在进行精神分析的非专业分析者并非社会残渣的随意组合，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哲学博士、教育家，还有一些阅历丰富且具卓越人格的妇女。分析是使分析者形成他的态度以履行他适当职责的最好手段，对于这种分析，分析培训学校的学生不得不服从。
其次关于医生的利益。我认为这种利益不通过精神分析和医学界的合作便不会获得。医学课程长达5年，通过最后考试须学6年。每几年就给学生提出新的要求，不达到要求便在将来被证明无法胜任工作。成为专职医生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职业既不令人满意，又得不偿失。如果有人认为医生也应该了解心理疾病的知识是十分合理的，那么，医生不仅要学习医学，而且还要为学习精神分析做准备。这也就意味着要增加课程并相应延长学习时间。我不知道医生们对于这些人主张的学习精神分析的结果是否感到满意，但这问题几乎不能逃避。这是给医生的课程条件如此严重退化的阶段，也是年轻一代被迫尽早独立的时代。
或许你认为在学习医学课程之外不必为精神分析做准备，而认为未来的精神分析在学完医学课程之后接受必要的医学训练更有益。你可能认为在这方面消磨太多的时间没有实际价值，毕竟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医生决不会赢得患者的信任，而来自患者的信任正是对患者给予心理帮助的必要条件。我可以这样回敬你，一位初出茅庐的内科医生不能指望患者对自己有什么崇高敬意，但一位年轻的分析者却可在经验丰富的开业医生的指导下在分析诊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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