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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_(奥)弗洛伊德(第38章 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与无偏见的人的谈话(10)) 第(2/2)页

再者,我不很重视这样的论点——非专业分析家在患者眼中没有权威,还不如整骨大夫和按摩师受人尊敬——因为非专业分析家一定要时时准备向医生咨询。这种类比仍然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病人的情感变化决定着他们对权威的认知,拥有医学院毕业证书不会像医生想的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非专业精神分析家可以和“世俗的牧师工作者”一样很容易赢得尊重。确实,用“世俗牧师工作者”一词是对精神分析者的很好概括,它基本描绘了精神分析家——不管他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在处理公众事务时所执行的功能。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和最近一个时期的天主教的朋友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加强教区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方法去减轻他们的苦恼。而这往往首先是通过给他们提供一些关于冲突本质的分析信息实现的。我们的反对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家们也在那些变得适应不良及做事效率较低的人身上,通过努力唤起他们对社区的兴趣来产生相似结果。其方法是:先了解他们心理生活的一个方面,然后向他们表明社区对治疗他们由自我和无信仰的冲动导致的疾病所起的作用。这两种方式都是源于精神分析,属于心理疗法;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的目标是,无论何人,只要他是我们的患者,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最彻底、最可能深入的分析。这并不是通过把他们带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或社区来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所追求的只是挖掘他的潜能,利用他的在自我中储存的、由于压抑限制在潜意识中的不易理解的能量和那些被迫浪费在维系这些压抑的无效任务上的能量,以这种他自己的内在的资源丰富他自己。这样的活动似乎是用最有意义的词汇所描述的牧师的工作。我们的目标设得太高吗?患者中的大多数值得我们为他们辛劳吗?从外部维持他的病症不比从内部重建他的潜能更经济吗?我不能做出结论,但我却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精神分析从它出现那天起,治疗与研究就密不可分。知识使治疗成功,没学习任何新东西而去治疗一个患者是不可能的。没有体察到有效的治疗,要获得新鲜见解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分析程序确实存在着这种宝贵的联系。只有执行这种分析牧师的工作,我们才能逐渐加深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分析工作的科学收益前景是这一工作最令人骄傲、最快乐的特征。我们要为某种实际的考虑而牺牲这种特征吗?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一些评论产生了怀疑。无论如何,我的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书在一个方面被人误解。有人替医生辩护来驳斥我,好像是我宣称医生们一般都不胜任分析实践,好像是我发出了一道口令:拒绝医学援助。这不是我的意图。对我的这种看法或许是由于我根据我的观察(目前该观察结果存在争议)曾说过这样的话:未经训练的医学分析家甚至比非专业分析家更有害。我也许可以用小说《天真的流浪者》中有关如何评价女性的讽刺语的回答来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一位男士正向他人抱怨女性有软弱和麻烦的品性。“都一样,”他的同伴回答说,“女人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我趋向同意这点:只要我渴望的分析训练学校还没诞生,那么已经有了医学初等教育的人就是从事我们未来精神分析的最佳人选。然而,我们有权指出,他们不该误认为那初等教育是完备的,应该克服接受医疗学校教育所带来的片面性,并努力研究内分泌学和自主神经系统,在心理学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实。我也赞成这样的看法:只有医学分析专家,即只有研究了所有有关心理现象与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学基础之间关系的问题的人才能够处理好它们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就另一方面而言,若没有那些受过心理科学初级教育的人的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实际上,我们习惯于——确实,顺便提及一下,我们的出版物也是如此——都把医学的和应用的精神分析区别开来。但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区分。真正的分界线在于医学与非医学领域中的科学的精神分析与它的应用。

在这些讨论中,我们的美国同行表达了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最坦率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我给他们的回答是恰当的。假如我说他们的反对是源于现实的因素,那我就不应该受到为争论而滥用精神分析的谴责。他们见到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非专业精神分析家们为了邪恶的和非法的目的而使用精神分析,结果不仅害了病人,也玷污了精神分析的好名声。因而,他们愤慨地把不审慎的滥用精神分析者的范围定得太大,以致极力阻止任何非专业人员的精神分析,这并不奇怪。而这些事实也降低了美国在精神分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仅仅考虑到某些实际情况,不能判定非专业精神分析家能否实施精神分析,美国当地的状况也不能对我们的观点产生唯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的美国同行们,基于美国当地的情况而通过反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决议,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能影响控制情境的任何因素,这样做无异于强行压抑。假如公众不支持反对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运动,如果阻止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不成功,那么给他们以训练的机会,承认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岂不更有利?或许这对他们能产生一些影响,也不一定。另外,如果向他们提供允许他们成为医学专家的机会和有被邀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怎么会没有兴致提高自身的伦理和理智的水平呢?

1927年6月于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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