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代论《诗》新说述类
宋代新《诗》说有极精辟者，清儒不逮，删《序》诸说，风义刺义诸论，能见其大。若将自欧阳永叔以来之说辑之，必更有胜义，可以拾检，而宋人思想亦可暂得其一部。
（五）毛公独标兴体说
六诗之说，纯是《周官》作祟，举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汉之神圣数（始皇始改数用六）。赋当即屈、宋、荀、陆之赋，比当即辩（章太炎君说），若兴乃所谓起兴，以原调中现成的开头一两句为起兴，其下乃是新辞，汉乐府至现代歌谣均仍存此体，顾颉刚先生曾为一论甚精。今可取《毛传》所标兴体与后代文词校之，当得见此体之作用。
（六）证《诗三百》篇中有无方言的差别？如有之，其差别若何？
历来论古昔者，不以方音为观点之一，故每混乱。我们现在有珂罗倔伦君整理出来的一部《广韵》，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诗经韵》，两个中间差一千年；若就扬子云《方言》为其中间之阶，看《诗经》用韵有循列国方言为变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诗》地理考证补
王伯厚考《诗》地理，所据不丰；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据材料较前多矣，必有增于前人之功者。《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结果则不可。康成实不知地理，不能考时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从《水经注》入手，当是善法，丁山先生云。
（八）《诗经》中语词研究
《诗经》中语词最有研究之价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语词之“言”，有在动词上者，有在动词下者，有与其他语词合者。如证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诗》中成语研究
即海宁王静安氏所举之题。《诗》中成语多，如“亦孔子”“不显”（即丕显）等。但就单词释诂训者，所失多矣。
（十）《诗》中晦语研究
《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着落者，如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
（十一）抄出《诗》三百五篇中史料
《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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