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部类凡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更分之则四：一曰国风，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三颂。此样之分别部居至迟在汉初已如是，所谓“四始”之论，即是凭借这个分部法而生的，无此分别即无“四始”说，是很显然的。然四始之说究竟古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见到的《毛诗》四始说在诗序中，其说曰：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予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一说不是释四始，而是释四部之名义，显是后起的。今所见最早之四始说在《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此则四始之本说，非如《毛序》之窃义。据此说，知所谓四始者，乃将一部《诗经》三百余篇解释为一个整齐的系统。原始要终，一若《吕子》之有十二纪，《说文》之始一终亥者然，且与删诗之义，歌乐之用，皆有关系。作此说者，盖以为其终始如此谨严者，正是孔子有心之编制，为礼义，为弦歌，势所必然。
现在如可证明诗之部类本不为四，则四始之说必非古义，而为战国末年说诗者受当时思想系统化之影响而创作者。现在依风、雅、颂之次序解释之。
风
所谓“风”一个名词起来甚后。这是宋人的旧说，现在用证据充实之。
《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周乐于鲁，所歌诗之次序与今本《三百篇》大同。其文曰：“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而下……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此一次序与今见毛本（熹平石经本，据今已见残石推断，在此点上当亦不异于毛本）不合者，《周南》《召南》不分为二。《邶》《鄘》《卫》不分为三，此等处皆可见后代《诗经》本子之腐化。《周南》《召南》古皆并举，从无单举者，而《邶》《鄘》《卫》之不可分亦不待言。
又襄二十九之次序中，《豳》《秦》二风提在《魏》《唐》之前，此虽似无多关系，然《雅》《颂》之外，《陈》《桧》《曹》诸国既在后，似《诗》之次序置大部类子前，小国于后者；如此，则《豳》《秦》在前，或较今见之次序为胜。
最可注意者，即此一段记载中并无风字。《左传》一书引《诗》喻《诗》者歌百处，风之一词，仅见于隐三年周郑交质一节中：其词曰：“《风》有《采繁》《采》，《雅》有《行苇》《泂酌》。”此一段君子曰之文辞，全是空文敷衍，准以刘申叔分解之例，此当是后人增益的空话。除此以外，以《左传》《国语》两部大书，竟无《国风》之风字出现，而雅颂两名词是屡见的，岂非风之一词成立本在后呢？
《论语》又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雅》《颂》是并举的，《周南》《召南》是并举的，说到“关雎之乱”，而并不曾说到“风之始”，风之一名词绝不曾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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