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布（，1893）说：“对于现代生活使得神经（质）疾患（nervousillness）不断增长的问题可以做出毫无迟疑的肯定性回答，只要看一下现实就足够了。许多事实已清楚地表明，现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为求进步而日趋增加的竞争，均需付出极大的心理努力方能取得与保持。为了生存斗争，个体不得不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而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mentalpowers），这些需求才能满足。与此同时，所有阶层的需要及对生活的享乐需求都在增加，空前的奢侈蔓延到整个社会，而在过去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漠视宗教、不安与贪婪充斥于社会的每一角落，遍布全球的电报与电话网使得传播系统惊人地扩展，并彻底改变了商贸条件。一切都变得匆忙与狂躁：晚上旅游，白天经商，即使是‘假日旅行’也令神经系统紧张。严重的政治、工业与经济危机引起了空前的广泛躁动。人人都过问政治，政治、宗教与社会的斗争，政党、竞选及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的恣意滋蔓撩人发火，令心灵更加紧张，连娱乐、睡眠与休息都不得安宁。城市生活愈发繁冗与焦躁。疲惫的神经试图通过增加刺激、陶醉于愉悦而得以复原，其结果则导致更大的衰竭。现代文学不厌其烦地关注激惹公众**的话题，这只能激励纵欲，造成追逐快乐，蔑视基本的伦理原则及各种理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病态人物、性变态行为、革命斗争等问题。强烈的噪音、不和谐的音乐震耳欲聋；剧场里令人激动的表演征服了我们所有的感官；造型艺术对令人作呕的、丑陋的、富有暗示性的内容情有独钟，并将现实中最令人惊恐的现象毫无迟疑与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一般性描述足以表明现代文明的种种危险，让我对此情景做更细致的补充。
宾斯万格（Binswanger，1896）说：“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被描述为一种现代病。比尔德（Beard）作为第一个阐释该病的人，认为这种新的神经（质）病（nervousdisease）特别容易在美国产生，当然这种假设并不正确。但既然是一位美国医生首先发现并描述了该病的特征，显然这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之上的，它毫无疑问地表明，在神经衰弱与现代生活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贪婪的金钱追求，放纵的占有欲望，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际交往产生了时空的幻觉性障碍。”
冯·克拉夫特·埃宾（1895）说道：“无数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盈着大量的不卫生因素，难怪神经症会令人悲哀地加速增长，而这些有害因素会首先并严重地作用于脑。在过去的10年中，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改变，带来了职业、社会地位与财产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切均须以损害神经系统为代价：人们必须付出更大的能量消耗（expenditureofenergy）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经济需求，而用于复原的机会又微乎其微。”
我认为，诸如此类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意见倒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尚不能充分地解释神经（质）障碍（nervousdisturbances）的详情，更忽视了病因学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去考虑神经质的不确定的形式，而是考虑神经（质）疾患的具体表现，我们就会发现，正是施加于文明人（或阶层）的“文明的”性道德对**的压制而导致了神经症的产生。
我已在以往的一系列技术性论文中陈述过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在此不再赘述。不过我会引用我研究中最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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