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每家出一人，鄙中却不如此；既然规定选择农民中优秀的为士，当然不能有固定的数目。但《国语》中说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而“国”中实际只有六百乘；其余二百乘，合一万人，似乎是鄙所出的兵额。这若不是实数，最少是管仲所定的标准。假定四十五万家中有四十五万壮丁，由其中选择一万人，等于每四十五人出一人当兵。所以春秋时代的齐国仍是士族全体当兵，但农民中已有少数由法律规定也有入伍的责任。
别国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各种的发展普通都是一致的，春秋时代各国的情形大概都与齐国相仿。关于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前621年）战国时代有如下的一个传说：
昔有秦穆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穆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汝也！”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穆公之车矣……野人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
这虽是很晚的传说，但《吕氏春秋》是秦国的作品，关于秦国先君的记载或者不至全为虚构。由这个故事我们可见韩原一战秦国军队中最少有三百个平民出身的兵。
春秋时代虽已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士族。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因为是贵族的，所以仍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所以晋惠公才遇到被虏的厄难。国君的弟兄子侄也都习武，并且从极幼小时就练习。如晋悼公弟扬干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小，以致扰乱行伍。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此外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入伍。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战术或者仍很幼稚，但军心的盛旺是无问题的。一般的说来，当时的人毫无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当时的人可说没有文武的分别。士族子弟自幼都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少数的史筮专司国家的文书宗教职务，似乎不亲自上阵。但他们也都是士族出身，幼年时必也受过武事的训练，不过因专门职务的关系不便当兵而已。即如春秋末期专门提倡文教的孔子也知武事。《论语·述而篇》记孔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可见孔子也会射猎，并不像后世白面书生的手无缚鸡之力。又《论语·季氏篇》孔子讲“君子有三戒”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孔子此地所讲的“君子”似乎不只是阶级的，也是伦理的，就是“有德者”如孔子弟子一类的人。他们要“戒之在斗”，必有“斗”的技艺与勇气，不像后世的文人只会打笔墨官司与研究骂人的艺术。
（二）战国
战国初期文化的各方面都起了绝大的变化。可惜关于这个时代，史料非常缺乏。《左传》《国语》都已结束；《战国策》本身即不可靠，对战国初期又多缺略；《竹书纪年》真本后世愚妄的士大夫又眼看着它失传。所以这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使后来研究的人感到极大的苦闷。我们由《史记》中粗枝大叶的记载只能知道那一百年间（约公元前470年-前370年）曾有几个政治革命，革命的结果国君都成了专制统一的绝对君主，旧的贵族失去春秋时代仍然残留的一些封建权利。同时在春秋时代已经兴起但仍然幼稚的工商业到春秋末战国初的期间已进入政治的领域。范蠡与子贡白圭诸人的传说可代表此时商业的发达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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