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为什么没有社会呢？因为社会主义建立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改造，很多是以强力或以强力为后盾的行政力量推行开的，每个领域的改造完成后，这个行政强力就遗留了下来，把本来是社会的东西也变成行政层级的了。作为一个行政层级都是一级管一级的，于是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垂直统治。现在的进步就在于行政层级管理模式随着单位的解体逐渐退出，一个以横向结合为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正在形成。改革开放后，且不说各种体制经济组织的发展成长，许多以横向联系的网络关系也在形成。
熊培云：显然，除了以横向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资本得到发展之外，社会的话语体系也有了充分的发育。
王学泰：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婚礼，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舍妹与某某成婚”。结婚成家与“大跃进”有什么关系？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入侵社会。老百姓离开官方话语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可是竟落得除了报纸上官员教给我们那点话外，没有自己的语言了。时至今日，中国不只有官方话语体系，而是有各式各样的话语体系，而且相互影响。除了新华社、中央台的官方话语外，还有大众话语，有代表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话语，此外，还有网络话语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语体系。
熊培云：伴随着社会的开放，现在大家不但可以“公开地窃窃私语”，而且社会话语也开始改变官方话语，应该说这也是社会进步之希望所在。
王学泰：是啊，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吴冷西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媒体”一词，说“媒体”是“党的喉舌”，用这个没有阶级性的词会混淆和弱化报刊的党性。结果现在呢？北京广播学院都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过去不能随便谈爱，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是阶级的人性。现在呢，也不一样了。
我说秦晖特别会发明词，他的“黄宗羲定律”便被官方用了，同样的情况还有吴思和他的“潜规则”。
熊培云：转型社会，实际上开启了一个不断开放的旅程。要有制度的开放，就必须有思想与行动上的开放。这就意味着大家应该打破不合时宜的自律，去创造与组织自己的语言，从精神上首先解放自己。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当下中国“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的原因之所在。几个月前，官方再次强调了“思想解放”。
王学泰：我常说，一个社会的自由，就像是站在橡皮筋圆圈里面。如果你站在中间，离橡皮筋远远的，你不知道空间有多大，这时候就得不断地靠近皮筋去撑大它。回头看现在的言论空间，显然也是大家不断试验的结果。就“表达权”这个概念而言，过去把它等同于古代进谏纳谏，意思是说进言本来是为当局好，反而受到惩处。其实这种论说本身就是从皇权专制出发的。其实表达权的说法确立了在言说领域人的价值。作为人，他需要表达，大而言之关系到人权，小而言之关系到一个人的幸福感。对于那些不断拓展舆论空间的人，我也是心怀感激的。不过，一切试验也只是权宜之计，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建立法制，有章可循。
“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重视儒家思想对中国思想的贡献
熊培云：您上面提到儒家理想有其局限性，有时候甚至也只是一种空想。历史上的游民起义，也常打着“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帜。像《水浒传》里的“替天行道”人们也并不陌生。但是，回顾历史，许多替天行道的“义举”，发展到最后可能还是难免落个强奸民意、“替天行房”的结局。在您看来，“替天行道”有何玄机？为何得此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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