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游民，人们往往忘了高俅，他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得赦免，可以回东京，东京人没有人收留他。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为什么《水浒传》中游民没有羡慕他，反而把作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击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来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别看游民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许多也是同病不相怜的，看不起同样出身的（例如阿Q就看不起与他略同的小D）。梁山好汉普遍认为只有靠一刀一枪搏出来的功名才是正当的，这正如科举考出来的状元、进士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样。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自然被认为是佞幸小人。又因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视为祸水（其实从《宋史》的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不多）。中国古代对于官员的来历问题看得非常重要，对于佞幸小人这一点鞭笞非常厉害。例如唐顺宗的时候搞了一个革新运动，叫“永贞革新”，带头人是王叔文。
在顺宗还是东宫太子时，王叔文只是个待诏的翰林。现在人们觉得翰林地位挺高，那是明清翰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是清代，翰林品级不高（翰林编修为七品），俸禄又低，但清望很高，汉人大学士，后来的军机大臣多有翰林经历，即使死后的“饰终之典”，没有翰林履历的都不能加“文”字。然而唐代的翰林待招，则流品很杂，什么人都有，主要有各种技艺的人被放在翰林院里，等待皇帝随时召唤。王叔文只是因为会下棋，陪着太子在东宫玩，太子就非常信任他。太子一继位就封他做大官，并让他主持改革大计，当时士大夫把王叔文视为小人，不仅仅是反对革新的，即使拥护革新的人有的也以与王叔文为伍而感到羞耻。这是当时的舆论。所以史书记载后来“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被杀，死前他慷慨地朗诵了杜甫咏诸葛亮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唐书》上记下王叔文遇难前的这个细节并不是歌颂他，而是嘲笑他，认为这是很滑稽的事。你这种佞幸小人居然敢以诸葛亮自比！而且用的是杜甫的诗。宋代官吏的来源已经十分制度化了，对于高俅这种得官不正的作为，自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被人们蔑视，甚至连游民也看不起。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白秀英、阎婆惜都属于江湖艺人，但这里面有一个游民对于女性的态度问题。
《水浒传》对年轻女性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施耐庵一定是恋爱的失败者，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才那样敌视年轻女性。实际上《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人们对于他没有接触过，但又十分向往的事物往往是口头上贬低，又心怀嫉恨的。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英国人贝思飞所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认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这样，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机先把妇女杀掉。因此《水浒传》写到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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