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中国现在距离人人有权的社会还很远。这不仅仅是给不给予权利的问题，而且也包括人们是否能够很好地运用权利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人在思想上没准备好，民主是渐进的，不是今天早上起来，所有的人就应拥有全部权利。民主的实现要有个准备期，但是我们也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周立太这个事件就说明了民工们过度注重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尊严，而权利维护的不仅是利益，更有个人的尊严。80年代初，有个电影叫《失信的村庄》，就是写一个农村科技人员是位改正右派，他与一个种西瓜的村庄签订合同，帮他们发了财，但发财的人们却不肯兑现合同的约定，并堂皇地讲出一番大道理。人们穷怕了，他们的想象中已经没有比贫穷更可怕的事物了。其实我们不必责备失信的民工，现在不是大多数人都处在这种状态中么？那种“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出自儒家的想象，那只是极少数殉道者的做法。作为大多数人来说维持生存还是第一位的。因此，不必一味地指责这些农民工，通过这件事情可以引发我们许多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受的教育是贫穷是善良的同义语，富有是罪恶的同义语。其实，这只反映了当时施政的需求，而不是事实。另外城市人对处在贫困状态下的入城农民应该有同情和理解。作为周立太，长期与民工打交道本应对这种事情的发生有充分的估计，你从事这件事情本应该有牺牲的准备。
南都周刊：跟你聊了这么久，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游民文化感觉在现在的社会上其实已经存在了。而且这种游民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社会还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
王学泰：我不是社会学家，上面都是从社会角度谈游民问题，很外行，不一定对。其实，游民更是个文化问题。游民文化通过某些通俗文艺作品影响国民、波及社会。社会稳定时，这种影响被压抑，社会动**，就要充分表现。当代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的大变迁似乎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于是人人跃跃欲试，社会充满活力。然而，我们缺少规则的训练，社会显得有些混乱。“四气”泛滥，浮躁之气、油滑之气、暴戾之气、痞棍之气充斥。如果下层社会的人们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传统的游民文化所倡导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就会被人们尝试。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打乱改革的进程。
人们常讲历史的周期率，过去的中国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当人口膨胀到土地的承受范围之外时，游民大量产生，形成隐性社会，再遇有大的天灾人祸，就会形成以游民为领袖和骨干的农民起义，经历数十年的屠戮，当人口减少到土地能承受时，每人能分到一小块土地，于是，重建小农，重建宗法，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这种社会的更替，基本没有进步的(有时还退步)，只是一个单纯的社会轮回。战乱只是小农和宗法制度的修复机制。每次战乱都使经济积累和文化积累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是扫地以尽，如东汉末和唐末。原有的文化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是很悲惨的。我们号称有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但有时我觉得只有200年历史，就是说历史上战乱的破坏巨大。
游民需要一条“保险带”
南都周刊：现在不少人都认为有游民产生，你刚才也说，底层人士心底的愤恨是一个火药库，那么，如何使这些新游民的负面影响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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