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将来各种改革配套了以后，这种社会将会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不像是宗法社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那种静态的稳定是以人口不发展，没有天灾人祸，一切以正常为基础的。那种社会从表面上看来是稳定的，但它每隔50年要有小动乱，200年要有大动乱。这些动乱的作用是什么呢？说起来很残酷，就是消灭人口，使一些活生生的生命丧失掉。每次动乱少则消灭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十，多则消灭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如东汉末到晋）。一个新的朝代建立起来了，人口比较少了，每个人都能有一小块土地了，重新建立小农制度，还有在小农制度上的宗法体系，所以说这个社会也就基本稳定了。社会随着人口的发展，过200年以后又开始这样循环，周期率就这样造成了。但我们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因为是全球化带来工商业的发展，这个使农村多余的人口可以进入城市，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生产体系。粮食不够了可以到国际市场上买，只要你有钱。这种社会的建立应该引起很多新的思考。
对待游民殖民的态度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一治一乱就是因为人口问题，人口增多了，解决不了人口的吃饭问题，就要消灭一些人，然后人少了，大家再去种地去，国外是什么样的情况？
王学泰：考察欧洲的人口发展，英国是个好例子可与中国对照。英国可供耕作土地并不多，农业生产的条件也不是太好。苏格兰以北，纬度相当于黑龙江省北部，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其人口发展也比较快。15世纪中叶英国才200万人，500年后增加了至少100倍。中国那时（相当于明朝中叶）人口接近一亿。中国如果像英国那样，人口应当100亿。英国传统没有安土重迁的观念，自17世纪以来，先是自发地向外流动，政府不管，后来得到政府的支持。应该指出，在民族国家形成（19世纪）以前，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向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流动是正常的，错误的是一些国家以武力支持殖民。急速增长的英国人到美洲、澳洲、亚洲、非洲去了。自古汉民族安土重迁，宗法人长期生活在宗法制度下，个性萎缩，视他乡为畏途；另外，政府对于人口外流不仅不支持反而打压。
乾隆时期，荷兰在南洋（印度尼西亚）杀了好几千中国人，当时清朝还很强大，荷兰人很恐惧，向乾隆致歉。但乾隆说这些莠民，他们不顾祖宗“庐墓”，自己跑到外面去谋生，回来我们也要杀头，你们替我们惩办很好。这就是统治者对于老百姓因为在国内生活不下去而到海外去谋生所持的态度。不仅是乾隆持这种态度，后来很多皇帝都是这样的。我对清代政府很反感。当中国人口发展到四亿的时候，当时的生产率很难养活这么多人的时候，本来有可能要分流到南洋去一批人，这被禁止；向东北流动，则有柳条边政策，连东北也去不了。遂使东北广大疆域人口稀少，清统治者又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让西来的俄罗斯人占领了很多。如果在乾隆时期人口就能够向南、北发展，不管中国现在的领土是什么样的，但是在南洋（包括澳洲）中国人可能更多，在西伯利亚一带，滨海一带中国人可能会更多（清末民初之时，这里的中国人极多，人数远过于俄罗斯人。我听一个曾在此生活过的中俄混血的学者说，那时这里有种不完的土地。关里人逃亡至此都很兴奋，想种多少土地就种多少。牛奶是喝不完的，农民多用来作为肥料浇地），内地的人口压力也不一定像现在这么严重。
过密的人口不能疏散是造成游民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追溯起来还是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而英国这个问题就不太严重。
游民文化是“亡命徒”意识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有关游民文化的问题。前面已经基本说了游民的问题。李慎之先生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序时提出疑问，就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而言，究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大传统还是以关公为代表的小传统更深？针对这个疑问我想提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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