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以后，报刊上虽然偶尔也有旧体诗词了，但作者多是高官，或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士，即使偶有知识分子的作品（如苏步青、夏承焘、高亨等）出现，那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不是什么人都能发旧体诗的。我没有见过一般作者旧体诗出现在报刊上。编订出版旧体诗集更是一种极特殊的事情。最初只有毛主席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后来朱老总出版了《朱德诗集》。这件事到了文革当中几乎成了朱老总一条“罪状”，1966年底文化界造反派批判说：毛主席出了诗集，你也出版诗集简直是与毛主席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当时我看了这种荒谬批评就想连贺敬之、郭小川都能出版自己的诗集，为什么朱老总不行呢？后来我才明白了，新诗只是文学创作，旧体诗则是政治待遇。旧体诗集不是谁都能出的。
七十年代末聂诗出现了，先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喜欢旧体诗的人们中流传，只读过几首，经三十年而不忘的就是“文章信口雌黄易，运动椎心坦白难”（现在的印本是“思想椎心坦白难”）。后来，《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而且胡乔木作序，这似乎是有点标志性的，旧体诗终于被主流社会承认是文学作品，聂老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了。
什么是文学？五十年代文艺理论受苏联影响，特别强调文学的特质是“形象性”，特别是人物形象（这个理论与俄国文学以叙事性作品为多有关），没有形象便被赶出文学大门之外。这样古代许多优美的诗文比如贾谊的《过秦论》，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什么人物形象？“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灯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有什么形象？这些都面临着又被赶出文学之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文论家曲为之说。他们认为古代一些抒情诗、写情散文、议论文虽然其中没有写到形象，但通过抒情、写情、议论，塑造作者本人的形象。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学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拿苏俄理论的帽子，来套中国传统文学的脑袋。
传统文学特别重视文词，好的文学作品就在于如何用巧妙的文词写出犁然有当于读者之心的情、景、事。宋代诗人梅尧臣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清初学者毛奇龄曾说：“文无古今，祇在情事切当，善入人意而不涉凡近，便是能事。”（金埴《不下带编》卷2）这两段话把情、景、事全说到了，关键在于能够“切当”。能够把所写之情、景、事写得曲尽其妙，人们读了，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这就是成功的文学作品。再高级的就是能做到“不涉凡近”与“前人所未道”，立意高远，又有一定的创新性。有了这几点，文学之事毕矣，无论古还是今，无论是什么体裁都是好作品。
二、聂绀弩诗的文学性
聂老的诗算不算文学，这在喜欢旧体诗的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你们是嗜痂成癖，把一些文字游戏称作文学，所以还要一辩。
先从写“情、景、事”说起。聂集有《萧军枉过》，前四句“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尔萧军。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没有经过“大跃进”和不了解萧军，难知此诗之妙。大跃进是全民动员、无远弗届的群众运动，那是个群众都发动起来的时代；而萧军又是极有个性，很难从众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很少能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聂翁与萧老很长时间不见了，虽然不见得天天想念，但每一念及，就不免会为老朋友担心。他能挺过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吗？可是突然老朋友就站在自己面前了，于是，“大跃进来何处存”便脱口而出。两位历经沧桑，个性独立的老朋友亦喜亦悲场景定格在读者面前。这种场面过去没有人写过，我想即使是新诗也未必能描绘得如此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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