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孙念台先生是我所在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老师，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本来是互不认识的，但是孙先生是师院的名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师院上过学的大多对他老先生会有点印象。孙先生很胖，那时又不流行减肥，每天拖着大胖身子上班很不方便，于是他包了一辆三轮车天天拉着他到北师院教学楼前。当时社会“革命化”程度已经很深，三轮车绝大部分已经改造为“平板车”，用以拉货。除了病人之外，很少见有人坐三轮车，因此，孙先生是师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文革之中，孙先生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牛棚”劳改时，因为不习惯体力劳动还闹过许多“笑话”，至今还记得一则。说老先生在被监督劳动时，管理人员让他用胶皮水管冲洗大字报栏，水冲不到高处，孙先生想把管子举高些，但管子很软，伸长了便弯了下来，水便浇在自己的脸上、身上、脖子里。很多学生站在一边看笑话，旁边一位老师说：“老孙，你把管头捏紧，水不是就滋高了吗？”先生一试，果然如此。孙先生笑了，说这是“小孔流速”啊，在物理上是有根据的。这个笑话在师院物理系中流传颇广。
我遇到孙先生时，他已经“解放”。这时他已经瘦了许多，脸上也打了褶皱（原先是红光满面的），带着一副白框子眼镜，两个眼镜片宛如香槟酒瓶子底。身体衰弱了，但是买书的兴致不减，甚至可以说还很高。他每天斜挎着一个黄帆布书包（当时很流行这种军用式的书包），从东城跑到和平门外，显得风尘仆仆，但是每天在等书店开门时显得很兴奋，仿佛即将参加决赛的运动员。他购书面很广，但是没有见过他买数理方面的书。其兴趣在文史，还向我借过清末怀来县知县吴永写的《庚子西狩记》（现在据此书改编为电视剧《慈禧西行》），还有的时候对我说：“写得真好！特别真实。”那时红卫兵运动刚过去不久，因为小将们自比义和团，所以人们对有关义和团的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买了一本《中国佛教史》，我还借来看了一个月。孙先生乐于助人，总是笑呵呵地帮助他人挑书，向人建议什么书值得一读，与别人讨论读书心得。他是清末官至“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孙毓汶的四世孙。
我向孙先生问及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孙毓汶与翁同龢争状元一事。毓汶之兄毓氵桂是道光二十四年状元，毓汶与翁同龢都是咸丰六年进士，会试完毕之后，二人书法皆佳（科举考试的名次的确定主要靠殿试时的书法），呼声最高，二人都想名列第一。翁孙两家有通家之好，孙家住宅距殿试地点——皇宫比较近，于是。考试的头一天，翁氏便到孙家来住。是夕，孙家安排人在翁同龢所住的房屋之外大放爆竹，搅得翁同龢一宿睡不好觉。殿试之时，翁由于夜里没有睡好精力特差，心想状元一准丢了。忽然想到，自己带了两根人参，放在卷带里，他掏出来含在口中，于是，马上“精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执书，手不停挥，一气到底，无一懈笔”，被取为第一，人称“人参状元”。孙念台先生说：刘氏的记载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第一，是翁家住离东华门近，我们祖上参加殿试时住在翁家，不是翁同龢住在我们家；第二，翁氏之所以中状元，是因为他的书法很好，其字乃是欧体，咸丰皇帝也喜欢欧字，所以受到皇帝的赏识。是历史真相如此，还是孙先生有些为先祖讳呢？写在这里为研究近世历史人物者参考。
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坐电车经过崇文门外大街，在车上看到大街西侧有位老人，拄着一根拐杖，斜挎着一个书包，艰难地行着，非常眼熟。车飞驰而过，我忽然想起，这是孙念台先生。后来，我数度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也向老店员问起过孙先生，但是，再也没有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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