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这个题目应该问那些有成功业绩、有社会知名度的学者或作家。我只是一般的学术工作者，这还有赖于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年轻时，喜欢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希望能够为整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做些工作。这点小小的愿望，一毁于考大学。我1960年高中毕业，那一年高中本科毕业20万人，高校招生人数为23万，许多没有考大学的都被动员上了大学，可是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却未能考上大学（如遇罗克）。因为那一年完全看家庭出身和个人政治表现，被毕业学校领导认为有问题的学生，或者根本不能上大学，或者不考虑该生的个人志愿，随便给你分配到一个完全与你志趣不相合的学校。
我因为在大跃进中对深翻土地，亩产小麦120万斤的虚妄口号，有些看法，并在会上说了出来，被全校批判，所以注定不能上好学校。二毁于大学毕业时，因为对“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与“反修斗争”有想法，被清理（1963、1964、1965三年都在大学毕业生中清理思想，不合格者被定为“反动学生”，比例是1‰、2‰、3‰）出来，做最苦、最累的体力劳动达四五年之久。其后，被下放农村，在农村中学干过两三年，后又因多说了点话，又耽误了三四年，前后光阴虚度近二十年，学植荒废，还谈什么“成功”“成就”。提到这些，徒令汗颜。近两年由于兴之所至，又有人约，在传播面较广的报刊写一些小文章，知道的人多了些，益感愧恧。
回首一年“传统”热
——关于“传统”之中制度与文化关系的对话
此篇对话于2005年初完成。为什么有这段对话，在文中已经讲清楚了。对话者王毅先生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的同事。现今他转至哲学研究所工作。该文前一部分发表在《南方周末》2005年1月20日。全文发表在《粤海风》杂志（2005年第1期），题名为《也谈“继承传统”的问题——关于“传统”之中制度与文化关系的对话》。
王学泰（以下简称“甲”）：2004年似乎可以称之为“保护传统年”，因为一年中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就是知识界中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都发现了传统的重要，从不同角度提出要保卫传统。
例如以儒家自命的人们发出倡导少儿读经的呼声（这大约也是顺应了无论倡导何事都要“从娃娃抓起”的思维定式），并与一些时髦学者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儒道救国”的小小思潮；有的研究哲学的学者突破了历来以“进步”“革新”为正面价值的藩篱，宣称自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学者也有感于近百年的“心灵漂泊，精神虚无”，呼吁“再文明化”，重新建构“中国精神”。而“再文明化”获得和重构的“中国精神”要素自然也离不开古老传统。甚至连带有官方色彩的作家、艺术家与学者也在发表“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时，也津津乐道传统文化的“东方品格”；并期待它能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应该看到知识界有了不同的声音，说明了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和日趋多元，这是一件好事请。在法律允许的界限内，人们主张什么、提倡什么只要不辅以强制都是正常现象。然而，这些保卫传统的呼声在学理和实践上都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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